重读抗战之二十四·谁该为抗战南京的惨剧负责？

一方面联络与日和谈，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有所期待。当时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从11月下旬起，特别是布鲁塞尔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蒋介石特别关注苏联对华态度，11月24日日记中，蒋介石提醒自己苏联曾有“待我生死关头必出兵攻倭之诺言”；26日、28日、29日连发三电给时在莫斯科担任联络工作的外交部次长杨杰，令其尽速向苏求援：尽管国民政府绝不与日媾和，“至不得已时当固守南京，决不放弃长期抗战之主旨”，“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属弱，恐难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

29日，蒋介石直接致电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请求苏俄派兵。28日蒋介石接见杨杰特使张冲后，对苏俄出兵援助充满期待，他在日记中写道，“俄机已到，尚可图挽战局”。在30日致龙云函中也称，“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变，此乃确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汉）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划一切，军心以固。”直到12月5日，“接史大林覆电，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蒋介石才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

然而，蒋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12月11日晚，蒋介石已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

可见，蒋介石选择固守南京，真实因为他判断对日谈和与苏联出兵双管齐下，两者有一条实现，都是局势的巨大转折。而这两条的实现，都依赖于守住南京表现出中国还有相当的实力，南京也可以得以保住。因此蒋介石一直不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固守南京甚至已成赢得国际干预的唯一希望。

唐生智：附和迎合蒋介石却又担不起守城重任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出于外交的考虑试图固守南京。而几乎所有高级军事将领都从军事的角度反对。如果全部反对的话，蒋介石未必能坚持自己守城的计划。

但是，蒋介石还是成功地拥有了一名高级将领支持者，他就是后来在南京保卫战中出任司令的唐生智。

多年后，李宗仁如此回忆唐生智如何在众人的反对声中跳出来支持没人赞同的蒋介石的：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在李宗仁的回忆中，大家都劝蒋放弃南京时，是唐生智主动跳出来唱高调要死守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