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八·蒋介石外交谋略遭军阀向日本告密

军阀第二次告密未能阻止蒋介石联苏制日

陈立夫在1977年发表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和1994年出版的《成败之鉴》中，披露了他1935年底受蒋介石之命，为筹划联苏抗日而准备的秘密访苏，又因计划泄密而中途折回的经过。

1935年底，陈立夫及张冲的访苏之行，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两人的护照均用化名，在前往德国的邮船上，唯一知道真情的只有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据陈自述：为避免暴露，即连程也不来往，只是利用船上电话联络；“船经香港、曼谷、比宁、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苏黎士运河、埃及、意大利而到法国马赛，中间要经过八个检查站，每次旅客都要到甲板上排列点名，我则乔装戴墨镜，但我的白发难以掩饰，此外，我则蛰居舱房，托词有病而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在旅程中，每到一处，等别的旅客都上了岸去游览了，我们俩才上去游览一下，匆匆游完尽早赶回”。到马赛下船后，陈等“悄然乘夜火车去柏林”，其后，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都住最高贵的旅社，那是为了要避人耳目，因为这类豪华旅社，中国人是不会去住的”，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

程天放在其1968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对这段过程作了大致相似的描述。他写道：“因为立夫兄名气很大，一举一动受人注意，假如让日本军阀知道这事，那末他们必定更加紧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给他一个中校的头衔。委员长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随程大使出国公干。而立夫兄则向中央请病假三个月休养，一切领护照、办签证、定舱位等事，都是我替他办理。他带了张冲君做秘书，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们两人同住一头等舱，推说有病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到甲板散步，连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间去。头二等舱的中国客名册中看见两人的化名，而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疑心他们是共产党，也有人疑心他们是日本间谍。曾经有好几次，有些学生想冲进他们房间去看个究竟，都被我劝阻了。沿途船靠码头，防疫人员登轮，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齐集，听候检查，也由我设法让他们躲过，以免和旁人见面，拆穿西洋镜而将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做得很机密，在国内除了立夫兄眷属和一两个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国，在船上24天，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

以上两段由不同的亲历者发表于不同时期的文字，说明：陈立夫的访苏之行是绝对保密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正当陈立夫在匈牙利等待访苏时机到来的时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通知他们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俄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联发动战争“，故蒋令贺转告陈不必去苏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

1936年3月19日，即陈在匈牙利等待入苏时机的紧要关头，上海的日系报纸《每日新闻》和《日日新闻》的晚刊，以独家新闻报道了国民政府要人赴苏密访及已缔结中苏密约的消息，日本同盟社亦发了电讯。

秘密是怎么泄露的？

在陈立夫衔命访苏之事，至少到1936年3月上旬止，日本对陈立夫的访苏之行还毫无察觉。

但1936年3月18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广田外相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全文如下：

“长沙致本官并转大臣电：         17日何键派顾问唐炳初向本官转告以下消息：

陈果夫最近在绝密状态下抵达莫斯科，现在正暗中策划中苏合作。综合本人（何键）所获各方情报，陈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质，随形势发展，将来必给中日两国带来恶果，故以个人名义通报之…………（以下详细叙述陈立夫所负任务，从略）南京方面此际尚有众多难于轻易容认之点，陈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预测。然最近中苏之接近系不容忽视之事实。为东亚和平见，贵国政府须重视蒋介石之对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侧面。

另，本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对本情报源自何键事，望日方务必严守秘密。”

地方实力派又一次把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出卖给了日本人。

这个密报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错误：其一、把陈立夫说成了陈果夫；其二、把陈尚在苏联境外待命，说成是已抵达莫斯科。何键密告中的上述两个重大错误，特别是姓名上的一字之差，更使日方堕入了迷雾。得到何键的告密后，日方立即动用一切方面进行了核实。结果，不仅在莫斯科未见动静，在镇江还亲见陈果夫正作为江苏省主席忙于公务。最后，日方采取的措施，是暂由陆军武官室把17日何键密告的内容，部分而又笼统地透露给上海的日系报纸，通过报道，既试探中方的反映，又对中方发出一个模糊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上海日系报纸3月19日报道之来由。

日本人的计划成功了，陈立夫被迫放弃了访苏之行，但日本人又失败了，蒋介石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他们一直试图打击的对立面：联苏抗日。国民党召开五大，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正式从“以中立谋日苏相互牵制”，转向“对苏不惜联合”和“对日不惧应战”。

其实，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伸手打了笑脸人之前，日本当局一直担心中国联苏抗日，国民政府内部却是因新疆和中共等问题而充满着疑苏、反苏情绪。所以，国民政府除拒绝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对中苏贸易条约的谈判也一拖再拖。他们考虑的“在外交上设法”，当然也是包括利用日本牵制苏联的。而正是日军的武力，将国民政府完全推到联苏抗日的道路上。

对日方来说，要想真正有效地转变中国外交的方向，最根本的首先是改变日本自己的对华政策，靠行使武力只能适得其反。而真正获得胜利的，是苏联。

1934到35年突如其来的“中日亲善”背后，是蒋介石试图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尝试，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被军阀出卖给日本而遭到惨败。也正是这一惨败，是日本亲自将蒋介石推到了联苏抗日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