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八·蒋介石外交谋略遭军阀向日本告密

一旦能说服日本，蒋介石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实际上，在当时，“日本是虎，苏联是狼”才是国民政府领导层对日苏两大邻国的基本定位。

尽管蒋介石在中苏复交及长城抗战的特殊时期，曾一度有过“联苏制日”的想法，但随后发生的新疆问题以及1935年苏联私售中东路予满洲国问题暴露后，他又回到了中苏复交前将日苏均视作中国外患的原点。

从这一原点出发，他的基本构想，一是利用日苏矛盾使之相互牵制，达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的双重目标；寄希望于日苏开战，而使中国能以中立两边获益。一方面“藉苏制日”，暗中联络苏联，进行准备；另一方面，“藉日制苏”，1934年11月，蒋介石基于日本不消除对中国的疑虑就不敢发动对苏战争的判断，设想以中国的“对日谅解”来“促进倭俄冲突”。让日本消除后顾之忧以促进日本和苏联早日开战。而国民政府大规模推动“中日亲善”的目的正是为此。

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贯彻这个战略，1934年10月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命访问莫斯科，就中苏合作对日的可能性同苏联当局进行了会谈，向莫斯科传递了希望中苏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

军阀向日本告密让蒋介石的计划开始就面临失败

但蒋介石的计划一开始就被出卖了。

在之前的《重读抗战》专题中，我们提到过，1934年11月，就是蒋廷黻受命出使莫斯科的次月，地方实力派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就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

1935年1月，胡汉民又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胡汉民拒绝了南京政府要他更正的要求。

这让日本一下看穿了蒋介石推行“中日亲善”的底牌。

虽然在外交的面子上，日本政府正面回应了国民政府的“善意”。1935年2月21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表示，对蒋氏转变对日态度不持疑问。3月2日，广田又称：日中关系确已好转，“如果放弃此天佑之赐，而不为中日之亲善，实为后世子孙担忧”。为此，他表示“愿以全幅之诚意与努力，与各方面联络提携，以期早日举出亲善之实”。

但实质里，中国反蒋势力的“举报”让“蒋介石联苏制日”成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对于1934-1935年蒋主导的对日亲善政策，日本当局特别是其军部的感受，就和为抗议“媚倭”而丢官的邵元冲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他们都心知肚明：蒋介石搞的“亲善”实际是障眼法。

1935年1月8日，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岛诅咒蒋介石的健康，称国民政府对日绝无善意，“所谓亲日纯系假面具”。

1月中旬，萧叔暄自东京报告：日本军部大致认为“蒋委员长因对内关系无法与日亲善”。

1月下旬，当中国主要报刊遵政府之意，纷纷转载蒋介石借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的《敌乎？友乎？》一文，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讨论时。日本有吉公使虽然向日本外务省转送了《敌乎？友乎？》，并指出该文“据说是陈布雷所作”，但并未给予特别重视。日本国内的反应也与有吉相似。蒋介石的俏媚眼算做给了瞎子看。

3月，关东军不顾正在进行的中日“亲善”，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决定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华北，要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渗透；对西南政权，要秘密予以物质援助，以使其能够对抗南京政府。

5月4日，日本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

6月9日至27日，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

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