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八·蒋介石外交谋略遭军阀向日本告密

6月12日，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发给广田外相的电报中补充说：“我驻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针，主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不信任而排除其势力。为此，表面上虽避免华北独立之形式，实际上却是要在华北五省树立自治政权。”

虽然1935年初中国的对日亲善运动由蒋汪共同主导，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卫是真亲日，蒋介石则是假亲日。而日本军方发动华北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对“蒋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惧和仇恨，其矛头主要也是对准蒋介石的。

华北事变的爆发，日本面对“亲善”的国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脸人，宣告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刚开张就被胡汉民出卖得濒临破产。

峰回路转：日本将蒋介石推向苏联

蒋介石试图一边“以日制俄”，又想同时“以俄制日”，试图利用日俄两强在东北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但日本和俄国也有打相似的算盘。

对苏联来说，中国弱小，日本才是在远东真正的敌人，能让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越陷越深，自然对苏联来说是最有利的。为此中国和日本越早全面开战，并且使中国拥有能拖住日本的力量才是苏联的最优局面。

对日本来说，渲染中共对国民党的威胁，让国民党将反共放在优先顺位并对日本产生依赖次啊是日本的最有局面，这样日本就有机会名正言顺消化东北。

但是，日本军部的独走，让日本在直接侵略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日矛盾激化。从而让日本失去了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而蒋介石，在假“亲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转向联苏制日，给了苏联一个争取获得最优局面的机会。

乘机拉拢蒋介石，推进中日对立直至开战，苏联的机会出现了。

蒋介石主动出击，开始推进蒋廷黻访苏后一直停滞不前的中苏关系。

1935年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未及预约就访问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介绍察哈尔局势后，以“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渗透至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由，征询苏方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但鲍格莫洛夫一边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一边却又以国民政府迄今拒绝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拖延对贸易条约的回答为由，拒绝了孔的提议。

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核心症结在新疆问题，蒋介石暗中命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亲赴新疆调查已成为中苏之间主要障碍的新疆问题的真相，以为重构中苏关系取得第一手根据。邓文仪回南京后，确于10月提交给中央一份促进转向联苏政策的报告。虽然邓的报告根本没有反应出苏联对新疆渗透的严重，但也恰好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减轻了对新疆的忧虑，从而在中国对日对苏政策的转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9月下旬，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指出：“华北事件之结果，国民政府虽发表转向亲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党部蓝衣社残党之蠢动及军事分会之潜行的反满行动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实业部、铁道部、财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导阻止中日提携。此事依据好多实证，已甚明了。”接着，它以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形体为据，强调：比起转向亲日来，国民党转向亲苏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证明“蒋介石有与苏俄结合受其援助，企图妨害帝国政策之证迹”。

“多田声明”意在打倒国民党政权。与此相反，此时，蒋介石通过从驻苏大使馆等途径获得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相关情报（特别是苏联和中共代表团的有关发言）判明：苏联已开始改变过去推翻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而转向承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支持中国一致抗日。这样，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认：在对待中国政权的态度上，苏联和日本已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日本由不否定国民党政权，实质转向否定国民党政权；苏联则从一心推翻国民党政权，实质转向承认与支持国民党政权。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日苏两国的这一正相反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政府思考未来对外方针的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陈立夫秘访苏联泄密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