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八·蒋介石外交谋略遭军阀向日本告密

引言：长城抗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却在1934年至1935年奇异地出现了一股对日亲善的“风潮”，在全国舆论界收到广泛反对和嘲讽。而似乎真要印证这种嘲讽和反对，日本方面面对这“亲善”的应对是加紧进逼和侵占。这不得人心的“对日亲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目的，而蒋介石密谋的功败垂成居然又是被地方军阀向日本告了密。但这功败垂成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历史推向全国抗战。

对日亲善背后：蒋介石的一石二鸟计划

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做派为之一变，全面向日本示好。为表示对日友好亲善，1934年，在汪精卫的指示下，中日双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

1934年末蒋介石与陈布雷合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将其发表于《外交评论》。在这篇旨在以中日之间的利害关系“促倭方之醒悟”的论文中，蒋介石劝告日本：从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着眼，中日辅车相依，只可携手，不应敌对；双方关系之恶化或战争之爆发，结果惟有中日两败俱伤，而苏联等第三国则乘机渔利。据此论点，该文还呼吁日本和中国共同改正错误，打开僵局。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问题发表演说。提出著名的“广田三原则”，对此，国民政府方面由汪精卫出面，对广田的讲话予以了高度评价和回应。

1935年1月29、30日，蒋介石打破惯例，主动约见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和陆军武官铃木美通，商谈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在这之前，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也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举行了会谈，商讨打开中国僵局的办法。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坚持的对日不直接交涉政策在此打上了句号。

蒋介石于1月30日晚宴请中央负责人，席上，由汪精卫出示了一份关于对日外交方针的提案，“内容大致在不丧权之原则下，谋中日之亲善，以打开目前之难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等人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中国“应有最低之限度与最后之决心，及从基本上充实国力”。但深受蒋介石信任、被委以华北对日外交重任的黄郛竭力为日本解释，认为现在日方军政意见均已一致。

2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央日报》记者问时，也再次肯定广田演说“亦具诚意”，并呼吁：“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

在2月6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第443次会议上，常务委员提议：根据蒋介石会晤日本人的谈话，今后应切实劝告停止抵制日货及反日团体的活动。对此提议，一些与会者“颇有不满”。辩论的结果，会议决定将此案移交国民党中常会拍板。在翌日的中常会上，仍然“颇有讨论”。但是，“以此事既经领袖方面（蒋汪）所允诺，一般中央委员对于日本之着着进迫实亦感无他法应付之今日，故亦不便作根本上之反对”。最后，中常会不仅通过了该案，还决定由中央分批召集各级党部指示办理停止检查日货及各种抗日组织活动的办法。

随之，2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中常会连续举行了几次省市党部负责人会议，汪精卫每次都到场演讲缓和对日运动的理由。当邵元冲在会上发表反对意见后，汪还为之“怫然”。

中日“亲善”到5月达到了髙潮。其标志是中日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5月27日，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的命令。

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称：“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这里所谓的“友邦”主要指日本，所谓的“睦邻”即指对日亲善。

一时间。对日“亲善”之风劲吹。对此中国民间、舆论、知识阶层都给予了极力反对和批评。

1935年3月，近百名教授联合发表《反对中日亲善通电》，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合唱的“中日亲善”论。

对于前面提到的蒋介石亲自撰写，借徐树铮之子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批评尤其猛烈。鲁迅也在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讥讽该文卖国：

“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来势汹涌的“中日亲善”和对此铺天盖地的批评背后，国民政府的初衷究竟为何，蒋介石真的想和日本“亲善”吗？虽然我们知道汪精卫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蒋介石的真正算盘是“对倭谅解，使其对俄”，当年张学良想不明白的事，蒋介石想明白了，作为东北三国志中最弱的一国，利用苏日矛盾让他们鬼打鬼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多年后披露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他的目的，亲自写《敌乎？友乎？》一文，推动“中日亲善”，就是为了“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与以夷制夷之诬妄，以及以华制夷之得计。”即让日本相信，支持中国地方军阀，颠覆南京中央政府，“以华制华”，是一种无利可图的“谬见”；说中国政府有意引入欧美苏联势力，用“以夷制夷”策略牵制日本，这是一种污蔑，中国无此心；中日携手“以华制夷”，共同对付苏联，才是两国真正的共同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