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后人忆1930年代上海地下工作：叛徒很多 也常告密

核心提示：1934年的6月，我的爸爸妈妈被捕了。那次被抓的特别多，大概特科的一个人也叛变了。那时叛徒也多，告密也是常事，结果我爸爸他们正在开着会，六七个人全都被抓了。当时我妈妈是在家里，没过几个小时，我们也被抄家抓了起来。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28日第C2版，作者：谭璐，原题：《周惠年：中央特科第一女交通》

周惠年（1911.3-1997.6），曾被陈云同志称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1911年3月出生，河南信阳谭家河镇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调上海中央交通局，1930年顾顺章叛变后调至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周惠年调到分局搞交通工作，1934年曾两次被捕，直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经党营救出狱。此后她在南京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1951年调中央编译局工作。

讲述者：李钊，周惠年之子（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假扮夫妻建立交通联络点

我妈妈从鸡公山逃出来，到了上海以后的第一个领导就是吴德峰，开始在吴的领导下做交通员，那时候她大概十七八岁吧。

在那之前，她原是在河南信阳家乡上小学，原来家境还算过得去，我外祖父过世后就比较困难，她就辍学了。1926年北伐军到了这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这个失学的孩子就在补习班上接触了初步的革命思想，后来她也为地下党完成一些印送传单、送信的任务。

1928年她发传单的时候被捕了，北伐军的那个宪兵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大概也看她年纪比较小，没有太难为她。软禁三个月后，我妈妈被释放。这段历史后来在“文革”时成为攻击她是“叛徒”的利器。直至专案组调查时，看到田池生临辞世前写下的自传，里面谈到他当宪兵连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这是后话了。

后来地方的红枪会很厉害，专抓参加共产党、剪短发的，我妈妈也剪了辫子，头发一时长不起来，就到处躲藏。她先跑到鸡公山躲了一段时间，下山时又正赶上红枪会抓人，她跑到信阳车站，正好火车司机是我们党的人，就让她上了火车。到了上海后，担当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做中央交通局和河南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

我妈妈说做驻机关的交通员很苦。那时候为了掩护，单身男女都要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那会儿她还很小，开始就不愿意嘛，吴德峰就批评她，说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假夫妻“家庭”的生活费用很少，按规定女同志每月十块银元，它要用于各方面的开支，核算下来每天只有四块铜板，我听我妈妈讲，也就将将够吃最便宜的饭吧，而且还得关起门来吃，因为很害怕邻居看见起疑：怎么吃得那么不好？上海冬天也挺冷，她没钱买衣服穿得挺单薄，还是吴老的夫人戚大姐带着她上街买了一件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