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后人忆1930年代上海地下工作：叛徒很多 也常告密

被抓以后他被带到了县里，这个县后来被红军徐海东的部队包围了，但是民团顽守，几次都攻不下来，愣是把一个已经攻开的缺口又堵上，还抓了二十几个战士。并且把他们和谭忠余都带到城楼上，让他们向城外喊话，要红军后退，不退就把他们都杀掉。谭忠余被逼迫之下也不喊要求后退的话，最后他高喊：你们攻城吧！他们没多少力量！敌人就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城头示众。他最后牺牲得真是很英勇。

妈妈一看有人闯进来，先藏了一下文件，夏娘娘又偷着吞下了文件

那时候我妈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她还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组织就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扮作一家人，驻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夏娘娘的家就总是中共的一个机关，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驻守着，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当时的地下党人都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都这样称呼她，无一例外。

中共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上海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负责人还有盛忠亮、秦曼云、黄文杰等，我妈妈继续担任交通工作。那个时候经组织批准，我妈妈与我的生父李得钊结为夫妻，带着我姐姐和扮成“婆婆”的夏娘娘“一家四口”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

我的生父是温州人，家里很穷，因为我的爷爷是教会学校的勤杂工，他才有机缘读书，而且英文很好。他上中学时受谢文锦的影响接触了革命，后来到上海上大学，然后到苏联去学习，回来后最先是到《红旗报》当编辑。在上海分局，他既是特科的，又是秘书长。

1934年的6月，我的爸爸妈妈被捕了。那次被抓的特别多，大概特科的一个人也叛变了。那时叛徒也多，告密也是常事，结果我爸爸他们正在开着会，六七个人全都被抓了。当时我妈妈是在家里，没过几个小时，我们也被抄家抓了起来。我妈妈讲，那次因为事发突然，家里还真有一些书和文件没来得及处理。那时候我妈妈正怀着我，挺着大肚子，腿脚也肿着，她就说：我不识字，书是我丈夫的朋友丢在这儿的，我不懂。我是家庭妇女，就是带孩子管家。

那时家里还有没送出去的文件，我听我妈妈说，也很紧张，一看有人来，先是藏一下，后来瞅个机会，夏娘娘就偷着嚼了给吞下肚了。我这个阿婆后来长期胃病，就是因为吞这些东西伤害了胃。

毕竟他们的重点是在我父亲他们那些人的身上，老太太和妇女又说不识字，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大概关了一两个月就放了。放出来不久，我就出生了。大概过了十几天，特科被抓了很多人，有人叛变了。我妈妈在一个小旅馆里坐月子还没满月，一个特科的人就带着人来抓她了。夏娘娘、我姐姐还有我也都被抓进去。

进了提篮桥监狱以后，我母亲始终不认。据说跟特科挂钩的人全都要杀了，我母亲并不知道这个，她只是知道，工作的规矩就是这样的：见到任何人，不认识；任何事，不知道。我母亲是一个很老实很守规矩的人，她认定了这个，就不折不扣地这么做，咬死了“不知道”、“不认识”。最后他们把小旅馆的茶房找来辨认，结果他说这几个人，老太太、小孩在我们这儿住过，那个特科的人他看了半天说没见过，其实那人也去过好多次，因为他是联系人，还给我妈妈抓过药，但是那个茶房没注意过他。这样就把我们的案子和特科分开了。在提篮桥监狱，我妈妈还见到过江青，当时她也关在那里。

这一回是我妈妈第三次被捕，这次坐牢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我的小名“囚童”，就是在这时候由监狱里的难友给我起的，熟悉我的，多少年后还都习惯这样叫我。那时候我父亲也关在牢里，后来我们都被转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监禁的是被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我听我母亲讲，在那里我父亲见到过我，但那时我太小，没有意识。在南京监狱里，女监的对面是男监，秦邦宪（博古）的妻子张越霞跟我妈妈关在一块儿，就告诉她说：你看见没有，你丈夫就在对面。我妈妈说，当时她正闹眼病，眼睛怎么使劲睁都看不见。张越霞说：他看见你了，还跟你打招呼呢。我妈妈还是看不清什么。我妈妈说，因为她当时正抱着我呢，所以我父亲肯定是看到我了。

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牢也真是不容易，还要照顾夏娘娘，她腿不好，当然娘娘也帮了不少的忙，当时监狱里的革命同志也不少，也比较同情我们，经常帮忙。到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姐姐带着我到处跑。就这样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