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后人忆1930年代上海地下工作：叛徒很多 也常告密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早年参加了工人运动。后来，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强调中央领导要以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为主体构成。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向忠发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任总书记。但是实际工作中向忠发的政治水平、领导能力都很差，他基本只能说是个名义上的总书记，而且无组织无纪律，生活上堕落，当时正与一个风尘女子姘居。顾顺章曾经为这个杨姓女子介绍了一个女佣，所以他就循着这个线索布下暗探。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已经决定让向忠发尽快到苏区去，在准备启程的时期，负责向忠发安全问题的周恩来怕他出事，让他暂时和自己同住在一起，并嘱咐他这段时间不要出去。而那个杨姓的女子被安排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母女住在一个小旅馆，等待分批走。然而向忠发偷偷溜到小旅馆去会那个相好的女子并在旅馆留宿，结果第二天早晨出来时被敌人暗探认出被捕。

上海当年形势非常险恶，军警、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所以秘密工作纪律规定很严，特别是顾顺章叛变后就更谨慎，任何人出去都要打招呼并且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来，否则就要考虑到可能是出事了，要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撤退疏散、机关转移搬家。那天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立刻觉得有问题，去找谭忠余。

那时候谭忠余和我妈妈结婚不久，这个新的点比较秘密。我听我母亲说那天很紧张，天已经黑了，周恩来伯伯来了以后，商量了一下，要怎样把向救出来，谭就带着枪出去了。谭出去了几个钟头就回来了，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因为他们在周恩来住的那个地方布置了暗哨，结果就发现国民党的特务去了。他说，你幸好没回去，很危险。

那天周恩来就住在了这里。我母亲讲，那时候房间也不大，大床底下还有一个小折叠床，她就把小床拉出来睡上去，周恩来、谭忠余两个人就躺在大床上，嘀嘀咕咕地小声说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粘上小人丹胡子，化装成日本人。当时一面穿裤子一面说话，结果把两条腿穿到一个裤筒里去了，搞得他们全都哈哈大笑。

就这样，周恩来白天出去，晚上就住在这里，大概三天，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去苏区了。

谭忠余奉命离开我妈，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在归国途中壮烈牺牲了

当时上海的形势很紧张，组织基本处于瓦解的状态。上级组织认为不能再呆下去了，我妈妈和谭忠余也离开了上海。但是他们不是去中央苏区，而是到襄枣宜苏区，湖北和河南交界的一个解放区，那里有红26师，谭忠余任红26师的师政委，我妈妈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

襄枣宜离国民党核心地区比较近，由于敌强我弱，红26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大概也就半年多吧，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襄枣宜地区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这样只好又返回上海。

不久党派谭忠余取道海参崴去苏联，这时我妈妈刚生下我姐姐谭小余12天，就留了下来，没有随谭忠余同去苏联。我妈妈他们那代人，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经常因为工作需要夫妻分开，而一旦分开就意味着分离，彼此相隔千山万水，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加上秘密工作组织纪律严格，相互的工作内容性质地址甚至更改的姓名等等一律不准打听。很多夫妻分开后不能通信息，生死存亡两不知，有的还活着误传牺牲了；有的已战死身亡家人还不知，甚至解放后才证实对方已牺牲；有的牺牲了由于年代已久，人事变迁两茫茫，家人都不知遗骨何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妈妈和谭忠余也是这样，他一走就没有消息了，后来他是怎么个结果我妈妈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后，她知道谭忠余牺牲了，但是怎样牺牲的，都不知道。

一直到前几年，陕西三边组织一个纪念活动，他们打听到了我们的下落，邀我去参加了那个活动，我才知道谭忠余牺牲在三边的经历。

他是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在苏联听到红军长征到达了陕甘宁边区，他就和另外4人带着六七头骆驼组成的骆驼队，带着武器、电台，从蒙古那边进来，一直走到三边。在井边喝水的时候，露出了腰里的枪，被人注意到了，最先是保护外国教堂的武装围上来，他们跑到了山里，又被地方民团把山头包围了，交火之后僵持不下，就互相喊话表示要谈判。谭是头儿，他就下来谈判，结果一下来民团就把他扣了，继续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