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为何变化七次

遵义会议前后，由薛岳率领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国民党“中央军”纵队，还有川、黔、滇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共150多个团，对红军所在的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形势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他们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经济条件远比黔北好，便于立足就食；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排外，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不易。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3扎西会议

云贵川边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很快，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

1935年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天便作出指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同日，中革军委又致电江西中央军区，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此外，根据军委指示，各军团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并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开始为根据地建设做准备。

4会理会议

川西北根据地

扎西会议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了娄山关大捷。娄山关一战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加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也为实施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苏区，赤化全贵州。

此后1个多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的山岭间东奔西突，穿插往返，取得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

在云贵川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力图创造新苏区的同时，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渡过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南渡乌江后，中央红军佯攻息烽，逼近贵阳，同时作出东出湖南的态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救驾，红军遂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进入云南境内后，渡江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5两河口会议

川陕甘根据地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以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

会师后的工农红军共有10万多人，下步战略方针需要迅速决定。对此，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和中共中央意见分歧。毛泽东综合分析日本入侵华北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既便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便于东出晋冀抗日救国。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想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