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五·九一八后四川军阀如何祸国殃民

再此基础上，南京中央政府开始统一四川币制。1935年2月19日，蒋介石下令禁止川军各部自行印铸票币；并于6月10起开始整理地钞。1935年9月10日，行营颁布《收销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以“新中央钞八元兑换四川地钞十元”由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都分行及万县办事处等处敞开收兑。随后11月，法币政策推行，禁用现金，蒋介石把“四川各银行原有的黄金、白银一律运走”，四川财政金融纳入了国民政府体系，再也无力对抗中央了。

中央在控制军权、财权的同时，支持刘湘对四川省内行政进行统一，取消防区，整顿县政，编查保甲，设立行政督察员公署等，这些举措，与其说是新省府主席刘湘的“新政”，不如说是中央假手刘湘整顿川局，实现对四川的控制。而通过对四川军政、财政、行政的整顿，以及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改进，中央势力全面进入四川。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蒋介石与刘湘的蜜月期，双方都将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作为目标。通过一系列军政财政的变动后，分别拿到了相当的好处，原本军阀林立的四川被高度统合，统合后的权力分别属于刘湘的省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刘湘的“四川王”之梦尽在咫尺了--前提是他必须把被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转移到他的省政府手中。

这也决定了，整合四川成功之时，就是刘湘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之日。刘湘为了“四川王”的努力的前提正是要把蒋介石中央政府已经伸入四川的控制完全赶出去。

刘湘至抗战中病死时都想将国民党中央势力赶出四川

随着红军长征撤离四川，双方最后一个共同的威胁都不复存在，于是，刘湘开始不懈努力，试图从四川驱除蒋介石的中央势力。

蒋办理峨眉军官训练团，调集川军营、团长以上人员受训，视为奠定“四川基础”之举。刘湘则针锋相对，“拟办高级官长班”。蒋召集川省绅耆谈话，刘湘则在事后予以扣留。

刘湘还权力联络一切反蒋力量，两广军阀西南派、冯玉祥、甚至中国共产党，刘湘均在暗中予以联络并进行协调行动。

对外切实联络两广、云南各反蒋派，以作声援，先后派张斯可、李星辉、刘亚修到两广活动，派魏子铣、李叔尧到云南接洽。凡关于“反蒋方面的接头事宜，刘指定总参议钟体乾、参谋长傅常负责”，关于“敷衍中央方面的接洽，则指定秘书长邓汉祥负责”。

1935年4月，刘湘在北平的代表张斯可在泰山顶上面见了蒋介石的最大政敌之一冯玉祥。冯玉祥公开利用“抗日”的旗帜联络全国各派反蒋人马，全国各派反蒋人马也公开利用“抗日”的旗帜跟他联络。刘湘跟冯玉祥联络的最大收获就是跟共产党续上了不解之缘。共产党的红军一离开川境，刘湘就决定跟“共产党交朋友”，

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赶紧调集所部军队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暗中集结，打算陈济棠等称兵成功就把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接收过来。但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部下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这套说辞当然没有任何说服力，但蒋介石此时并不愿激化矛盾，也就勉强接受了。

吃一堑长一智，西安事件爆发后，刘湘没有再冲动，没有听从傅常、潘文华等人的建议，调集军队包围成都军校及重庆行营，而是按照邓汉祥的想法，转而去安抚国民党中央在四川的军政和行政人员。但是他手下那些激进的将领们己经等不及了，在成都和重庆的街头公然与国民党中央在川武装进行对抗，双方架起机关枪，战事一触即发。在这期间，刘湘派出张斯可去广西跟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共产党签订了反蒋的《红、桂、川军事协定》。

刘湘的图谋甚至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一切反蒋的力量他都尝试过，自然也包括日本人。为借助日本的力量，刘湘密令其亲信张梓芳与日联系，张梓芳暗派李子模以游历为名，绕道越南，潜入东北，觐见伪“满洲国”国务大臣郑孝胥，并通过郑孝胥与日本取得联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敕封刘湘为“蜀王”，日本表示了对刘湘的支持。

同时日本图谋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刘湘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派乔毅夫到天津与日本密谈。

但四川毕竟深在大西南的内陆省份，离日本不但太远，而且无法交通，刘湘的“联日”得不到任何日本提供的物资，只能白白背上骂名，于是刘湘也很快放弃了“联日”的计划，改为高举冯玉祥“抗日”的大旗，接受冯玉祥提出的“民主、抗日”之方针，并提出“攘外自然安内”的口号，与蒋之“攘外必先安内”相对抗，阻止国民政府对四川一步步更加深入的控制。

为了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国家统一的口号，刘湘也提出了“川人治川”的口号进行对抗。刘湘的高级顾问张澜极力提倡“川人治川”的主张，即主张刘湘继续主持川政，反对由蒋介石的亲信主川。并宣扬“拥护地方政府就是拥护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就是制造混乱”来争夺舆论。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却依旧没有断了将中央势力驱除出川自己当“四川王”的念头。

宋哲元之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张樾亭披露，“1937年冬，……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处对我说：‘韩复榘密派代表（我问是谁，宋说暂不谈）来说：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本人率部撤据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我们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和日倒蒋。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我问宋说：‘总司令以为如何？’宋说：‘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我说：‘对。’宋说：‘要严守秘密。’于是宋即一面敷衍韩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蒋、宋亲译电本）报告蒋介石。”

而与之相应，川军将领范绍增回忆，1937年底，军统局曾利用其对刘湘的不满，指派他“暗中监视刘湘”，结果窥见刘湘的参谋长徐思平写命令给亲信王瓒绪，命其“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取得联系。”

而联韩秘密被曝光，也加速了同谋者刘湘的死亡。

可见，直到全面抗战开战后，38年1月刘湘病死武汉前的最后半年里，刘湘心中年年不忘的，还是将中央势力驱赶出四川自己当“四川王”的梦想。这也难怪刘湘的病故，被蒋介石视为“国家之福”，将其去世与违反军法的韩复榘被处决并提了。

1935年之前，四川军阀在不停的内战中搅得四川大地生灵涂他，1935年开始，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强力整合将原本“与世隔绝”的四川重新拉回统一和抗日的中国，但在整合过程中早就的军阀刘湘又不断用他的“四川王”之梦破坏着抗战大后方的建设，所幸1937年底，刘湘就死去了。而川军祸国殃民的军誉，也直到台儿庄会战中王铭章殉国才真正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