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五·九一八后四川军阀如何祸国殃民

对此，国民政府在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记中表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终于，最迟在1933年时，蒋介石已将四川纳入抗战根据地的备选名单了。开始有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蒋介石之所以在还没有控制四川的时候即瞩目四川，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四川历史及战略地位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因西北现实状况实在当不起这个“根据地”的担忧不无关系。

从生灵涂炭到引狼入室：四川军阀混战与刘湘坐大

自护国军兴以来，川中各派势力都趁机抢占地盘、割据称霸，四川即开始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28年北伐完成后，四川宣布归属国民政府体制，但“实际上却依然维持其半独立之地位”。与此同时，各军阀派系之间的互相攻伐也愈演愈烈。西南地区接连混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他们在你征我伐的环境中形成了别竖一格的“防区制”。即整个四川的土地由八大军阀巨头瓜分为大大小小的地盘，以大小不等的县为单位，占有县数的多少代表着占有防区的多少。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而这些行政长官往往也都是由驻军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为所欲为，包括自由征税、任意扩充军队。

防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就是一次重新分配防区的结果。由战争所带来的防区变化是四川军阀间战争的主要目的。

日本局部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西南政局产生多大的影响。”不特割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当此国家已到生死关头，不但不知稍作一点后备的工夫以求免于灭亡，甚至是山高皇帝远似的在那里使鬼弄法，连亡国灭种的感觉都没有。这种社会观念层面的认识或许改变得慢一些，而政略、战略层面的认识却改变得早一些，其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就是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及1932-1933年进行的“二刘大战”，这不仅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并介入川局，而且引发了全国舆论对改造川局的广泛讨论。

在四川实力派中，蒋介石最初支持实力最强的二刘（刘湘与刘文辉）共同奠定川局，“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1928年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川康裁边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二刘合作共掌川省格局。刘湘为对付强敌刘文辉，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曰渐增多，刘湘在中原大战、宁粤分裂等重大事宜上都釆取拥护蒋介石的态度。中原大战中，刘文辉附和反蒋的汪精卫改组派，刘湘则站在拥蒋立场。二刘在国民党高层派系政争中的选边站位成为其后处境的影响因素。刘湘因拥蒋而成为“拥护中央”，得到蒋的认可与支持。1930年12月，负责在川省联络的曾扩情向蒋建议整理川局以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基干，“暂设机关，或派员驻渝，督促进行”，得到蒋之同意，希望刘湘到武汉详谈。1931年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刘湘与韩复榘、龙云、何键、徐永昌等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共同当选国民政府委员。

蒋介石的策略是，在貌似公允的表象下，暗中扶助刘湘，使四川局势朝中央期望的方向发展。从1927-1933年底，四川境内大的军阀混战主要有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及二刘之战。这些大战的背后，都有中央的影子。下川东之战中，中央对于溃退的杨森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1932年10月，刘湘敢在“九·一八”事变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二刘之战”，没有蒋介石对他“安川计划”的首肯（蒋介石秘派曾扩情给刘湘传话“如能有把握，在很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是不可能的，而密电允许刘湘解决刘文辉的同时又公开通电要求川中各军“捐除嫌怨，泯息内争，团结一致”。大战打了一个月之后，才下令“扣留入川军火”，蒋介石又暗中帮了刘湘一把。就这样，四川军阀包括刘湘在内在不自觉中替蒋介石中央削弱了川中割据势力，为中央统一四川做好了准备。不动一枪一弹，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成了四川军阀混战的最大赢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翻越大巴山，不费吹嘘之力便攻陷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成都，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正在跟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进行巷战。红军乘“二刘大战”的世纪，先后打败了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占领了四川大片土地，并发出了“赤化全川”的号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引起了全国一片哗然。

当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就屡电四川军阀，要求四川军阀严加追剿，这让刘湘在红军进入川境之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蒋介石和刘湘就为先“安川”还是先“剿共”产生了纷歧。刘湘坚持先打败刘文辉，统一四川，然后再“剿共”；对此，蒋虽不赞同，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刘湘一门心思对付刘文辉“将刘文辉赶进荒无人烟的西康境内，他取得了四川境内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霸主地位。但，此时的刘湘却发现红军的势力已大为扩张，”剿共“颇为不易。

刘湘于1933年10月4日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将参加围攻川陕根据地的川军分为六路，大小军阀起上阵，向川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六路进攻。但咋红军的打击下，1934年7月下旬，唐式遵指挥的第五路被红军伤毙一万人左右，成为四川军阀对红军进攻以后在一个地方失败最惨的一次。8月中旬，第五、六两路再次遭到重大失败，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随后，其他各路防线也全部失守，六路围攻计划失败。刘湘引咎辞职。

刘湘的辞职，导致川省政治、经济、军事陷入混乱之中，社会各方呼吁南京中央介入四川，收拾局面，统一川政。蒋介石经过权衡，决定以经营四川为”安内“、”攘外“之关键。

经营四川，刘湘去留敏感且关键。对此，国民政府中的军事将领不乏激进主张。建议乘机将刘湘罢免军权调出四川的看法并不少见。

但蒋介石衡量局势，更倾向与刘湘合作。其一，川省内争不断，但主张川人治川。在川省动乱之时，即使在呼吁南京中央介入川局最为积极的川籍乡绅、京官中，也多主张敦促刘湘复职。实含既需南京中央援助，亦保持川人治川的双重意图。其二，在”安内“”攘外“全局之下，经营四川，稳定压倒一切，”勿使川生腻贰“，由此与较为强势的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继续进行合作势所难免。其三，川省实力派中，刘湘是川人治川的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