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并非毛泽东选定接班人

“高饶事件”的详细经过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笔者曾另文作过叙述，在此不多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少奇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就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还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作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的表态，在整个事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事件发展的转折点。高岗阴谋活动的盖子自此得以揭开。

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情况各不相同，但却足以说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第三，除多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而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46年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并于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为避敌锋芒，在与胡宗南部激战六天、歼敌五千余人后，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则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后增加康生、彭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0日，毛泽东将此决定致电通报正在晋西北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和晋西北根据地负责人贺龙：“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9页。）刘少奇率部到达晋西北后，又辗转来到华北，经过慎重选择，新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脚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

毛泽东的这个部署是有着深远考虑的。内战初期，国内战争形势敌强我弱。在陕北战场上，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重兵压境，全力追击围剿中共首脑机关；而我在陕北的主力部队加上地方部队仅三万余人，两军实力对比是10∶1。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祭出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4页。）

话是这样说，但对这步“险棋”带来的险境，毛泽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面对十倍于我的强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测。毛泽东既出此险招，就不能不留有后路。这个后路，就是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而考虑的。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将重担托付给了刘少奇。

第四，在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主持一线工作。

严格意义上讲，所谓“一线”、“二线”的概念是含混模糊的。中共中央进城后，从未在“一线”“二线”问题上有过正式的规定，也未对“一线”“二线”的权限和职责作过任何解释；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高层即政治局常委的这种分工又确实存在着。

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最早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据他后来解释，提出的初衷，一是想摆脱处于一线的一些繁杂工作，集中精力思考大事。他曾在党内提出在适当时机辞掉两个主席，即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最终后者辞了，前者没辞。二是“准备后事”，“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此后，中央工作并没有明确的“一线”“二线”之分。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的情况较为明显了。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则由邓小平主持，大事向毛泽东请示。这种状况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改变。

实践证明，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的做法是不成功的，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仅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一点看，刘少奇的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