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并非毛泽东选定接班人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步成为领导核心后，由于党内思想路线并没有彻底解决，“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人员构成虽几经调整，还基本延续了长征前的状况，“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还有相当市场。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这种情形又有了明显的加剧，“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一度又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央”的不正常状况。毛泽东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十二月会议指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是孤立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1页。他还对当时去看望他的李维汉抱怨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这种状况，毛泽东显然是不满意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改造中央”。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政治局召开的批判王明错误路线的会议上回顾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的情况时，曾明确表达了他的不满：“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此处毛泽东记忆有误，刘少奇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而非中央委员。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改造中央”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在党内进一步分清政治路线是非、转变高层领导的思想观念外，组织上的调整也是一个必要步骤。为此毛泽东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实践的检验，刘少奇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从现存文献看，从1936年长征结束到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东回到延安，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论党内问题时涉及到对刘少奇的评价至少有四次。

第一次是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

白区工作会议是紧接苏区代表会议（又称全国党代表会议）之后为统一党在白区的斗争方针而召开的，在会上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刘少奇首先引起的。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并担任过中央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特派员、满洲省委书记、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担负起指导北方白区党的工作的重任。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刘少奇深切感到，八七会议以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在白区的工作长期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于是，他于1937年二三月接连给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四封信，尖锐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切实加以改变。

这次利用回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这一难得的机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再次阐述以上观点。然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并不接受刘少奇的观点，与会的多数来自白区战线的同志也不赞同，当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意见在会上一度占了上风。

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却深感刘少奇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带有全局性的，不仅在白区存在，在全党都严重存在着。仔细听了几天会议上的争论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又说：他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支持了刘少奇的观点，对扭转会议气氛“起了举足轻重的定音作用”（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而且在党的会议上对刘少奇个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中是异乎寻常的，在党的高层干部中留下深刻印象。

耐人玩味的是，毛泽东也在发言中对刘少奇有所批评，除指出刘的发言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外，还提到刘的思想方法问题：认为刘有“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这里，除毛泽东有意缓和问题的尖锐性，以便为参会人更容易接受的因素外，对刘的弱点的认识也是洞察和深刻的。毛的评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客观深入地了解刘少奇的思维特点和办事风格应该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