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并非毛泽东选定接班人

召刘少奇回延安是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在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并先后以中央和毛泽东个人名义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并参加七大。刘少奇在回电中提出：“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77页。）考虑到华中的实际情况和七大推迟召开，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请求。不久，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张闻天向中央提出暂时脱离中央工作到绥德和晋西北考察研究。1942年1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张闻天的请求，并再次作出决定，召刘少奇回延安。中央电报通知强调：“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87页。）紧急部署了华中工作后，刘少奇开始了返延的行程。

对于刘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问题，毛泽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切。刘少奇还未上路，毛泽东就在电报中再三叮嘱：“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并电示彭德怀预先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要求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89、391、392—393、394页。）刘少奇一行出发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刘少奇的行止，电示沿途各部切实保障安全。当得知刘少奇已安全抵达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他立即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5页。）刘少奇一行过同蒲路时，毛泽东又电示一二○师暨晋绥军区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人：“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2页。）刘少奇回延安之行，毛泽东仅有关安全的电报就多达十几封，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0月9日，刘少奇尚在途中，到达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亲笔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6页。）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还多次提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称赞说：“刘少奇的文章讲的很好”，在白区工作时“刘少奇搞黄色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记录，1942年11月12日。）

1943年元旦，即刘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盛大新年团拜会。这次团拜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归来。当时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了这次团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天，延安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活动欢迎刘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刘少奇回到延安后职务得到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二、“第二把手”是确定的，“接班人”地位则不明确

从1943年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离开工作岗位，刘少奇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时间长达23年。如果认定“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与存在是1945年七大至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存在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由于这不是本文论述的主旨，在此不加以展开。那么，刘少奇在这段时间的政治活动又是研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侧面。

刘少奇在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后，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当时习惯所称“毛刘周朱任”或“毛刘周朱陈林邓”，就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在1989年提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概念时，也是这样的排序：“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本文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这个排序本身，而是想通过梳理这段历史，从一个侧面论证刘少奇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