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之二十四：将日本拖向侵略的“回归传统”运动

政府还实行义务教育制，普及初等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教授国史，向学生灌输国家和天皇观念。1890 年10 月30 日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以培养人们“尊王爱国的志气”。“尊王”与“爱国”被人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日本人国体观念中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手段，天皇除已拥有的政治权力外，又增添了影响、干涉、甚至决定国民价值观念的权力。天皇借国家之手，对国民生活开始发挥其现实政治影响作用；而国家也同样借天皇之名义，把政治权力的作用扩展到政治现实势力范围之外。国家与天皇这两者的结合，从此被认为是存在于日本人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永恒。

天皇制以握有绝对权力的天皇为顶峰，由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以天皇名义行使统治权，以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使臣民对天皇忠诚，由此使国家统一，天皇制就是这种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庞大建筑。日本以此建立了一个特异的国体。

日本特异的国体也导致了当时日本人特殊的国家观念。

在欧洲近代国家中，国家与社会是彼此独立的。典型的近代市民国家中，经常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与人民的权力即市民权相对抗的关系。对抗与不断斗争的结果，市民甚至可以采用暴力手段来解体国家。但是在日本，类似的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国家在民众自身与天皇及国家的“一体”想象中统一成一个整体，对国家的批判也就是批判了社会全体。因此，这种批判必然是无效的。

借由天皇制国家的构建完成，国家主义在日本慢慢成为一种通过灌输抽象的国家概念和“爱国精神”，维护上层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潮。这种思潮宣扬国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主张强化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宣扬“国家至上”，要求绝对地服从和忠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它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甚至宣传民族有优有劣，鼓吹优等民族有统治劣等民族的权力，煽动民族仇恨等，演变成极端国家主义体制，最终成为反动的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近代日本没有发展到西方近代社会民权战胜王权的阶段，而相反，以日本还停留在中古的传统社会结构为基础，用近代行政和技术手段加以编织调整，以天皇作为权力顶端，建立了极端国家主义体制，将日本推向了自由民主的反面。

从本质上来说，这一国家体制,虽然从外表看也有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但其基础仍是传统共同体主义的天皇制、家族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种将西方近代的东西和日本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二重结构体制,即是日本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欧洲的方式迅速实现近代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也导致日后的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

清朝与日本的殊途同归：近代化挑战的畸形回应

但是，天皇的政治权威被国家以政治形式确立之后，并不是从其开始就得到了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响应。因为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幕藩时代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人民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除少数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的人之外，多数人尚没有萌发自觉的政治要求。所谓的国家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只是为了对付欧美的冲击而完成了形成独立主体的民族革命。

与国家和国民的形成相应的，是日本人的国家观念通过对外侵略战争而被强化，同时天皇的权威也通过对外侵略战争逐渐巩固提高。

尽管明治政府通过种种政治法律手段竭力使国民接受国家的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民对明治政府的态度并不如政府所期望。因为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百姓尚没有完全接受新政府，尤其是在这场变革中没有直接得到利益的那些人对新政府甚至是持有反对态度的。“日清战争前，周围到处弥漫着反对明治新政府的气氛。” 显然，中日甲午战争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契机。任何团体和组织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往往都可以把内部分散甚至对立的力量集合起来。

对外战争的胜利，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国家主义的现实功效性，对日本近代国家的初期发展无异于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明治维新的目标既然是“富国强兵”，就是想通过近代国家的建设达到与资本主义列强齐头并进的状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国家体制，而“兵强国富”的最好证明自然是通过与其它强大国家面对面的较量来完成了。

至于这场较量是否侵犯了其它国家的权利，是否符合正义性道德的要求，这样的思考都被人为地“忽略”了。并且，对外战争的胜利更证明了日本式国家主义的有效性。天皇权威之下可以集全国之力战胜看似仍然强壮的大清王朝，自然证明了天皇无与伦比的力量。这样，对外打开帝国主义之路的中日甲午战争，对内也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日本国民在天皇之下团结起来了。与此同时，也就接受了天皇“臣民”的地位安排。

这个意义上，甲午战争的胜利，帮助日本在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从上层到民众都急切地吸收来自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从而使日本的近代变得“早熟”和“速成”。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国家的发展也显然是按照非正常程序前行的“畸形”发展，最终借助甲午战争，完成了通往军国主义的极端国家主义政权的构建。

相对于始终无法放掉天朝上国心态而导致近代化进程屡屡受阻的清朝来说，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日本表现出另一种可能顽固程度不遑多让的近代化阻碍。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文明开化在文化、技术甚至制度上全面快速学习已经走进近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实际上，如上文所述，“速成”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尚未适应近代化的要求并作出自发改变，而“速成”又急需有效社会动员迸发出的力量。于是加强皇权专制成为唯一的选择。日本很怪异的形成了用落后的中古思想和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快速”近代化。形成了一具用近代皮肤、肌肉和神经包裹着古代大脑和骨头的怪异躯体。

而从贯穿维新前后的“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口号到反“西洋化”的东方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回潮，直到畸形的军国主义道路形成。我们还能管窥到日本在“西化”外表之下骨子里那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负，与清朝的天朝上国比，其根深蒂固程度并不逊色。归根结底，终究是因为这还是传统东方文明遭遇近代化挑战后如出一辙的应激反应。对于并非从自身社会中自然演化出来的近代化需求，中日两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两个代表，实际上演出了看似截然相反，实际又异曲同工的回应。

无论是清朝甲午战败，走向崩溃，还是日本战胜，走向军国主义的毁灭之路，困扰两者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相似的。什么是近代化和现代化，传统东方文明国家又如何面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留给后人无数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