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之二十四：将日本拖向侵略的“回归传统”运动

明治维新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对旧的“家”制度形成了强烈冲击。出于模仿西方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需要,明治新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平民不仅可以拥有姓氏,还可以自由迁移和选择职业,可以与华、士族通婚,原则上实现了“四民平等”。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和近代教育的普及,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传人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激烈的批判。这不仅淡化了家长制对人们的约束,也将新的社会风气带人家庭之中,使旧的家族传统发生动摇。

但是,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一些顽固保守派的担忧,他们担心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会动摇天皇制的基础。

出于上面的反省和担心,于是出现了对文明开化、自由民权运动的欧化主义的反动,这便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十多年日本主流思潮的逆向运动——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

随着文明开化运动的深入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在明治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批判自由放任的文明开化政策,强调传统忠孝思想教育的动向。

1879年,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起草《教育大旨》,批判文明开化风潮的流弊为“置忠孝于脑后”,主张要“基于祖宗的典训,专事致力于彰明仁义忠孝”。围绕之产生了元田永孚与伊藤博文的论战,最后元田取得了胜利。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了《军人敕语》,规定军人必须忠君爱国,绝对服从天皇。1889年2月21日,时任文部大臣的开明官僚森有礼被暴徒作为“乱臣贼子”而诛杀,象征性地表明了传统主义思想对文明开化思想的胜利。

复活和强调传统思想的运动,是针对文明开化的欧化风潮而出现的。为了解决由鼓吹西方近代自由、权利主张和自主爱国的伦理而带来的日本传统社会的崩坏及造成的君民、官民的对立和社会思想的混乱。传统主义者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企图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以便保证国民的统一和国家的独立。

这种思想虽然有着浓厚的复古、保守色彩,但却是将国民的忠诚聚集于天皇国家,在并有效利用传统的巨大能量的有效工具。传统主义后被吸收于《教育敕语》,成为《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

明治初期曾经的全盘西化浪潮，至此遭到保守派的全面反击,终于，“日本化”压倒了“西洋化”。

“回归传统”的直接成果：急于扩张的天皇制国家建立

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长于明治年代的青年们中间出现一股保存国粹运动。国粹主义者们虽然对欧化主义采取批判态度,但作为受过文明开化、启蒙思想洗礼的年青人,他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文明.他们所主张的是采用西洋文明要“有助于日本的利益及幸福之实”。他们想用立宪君主政体来达到和加强国民的统一,用保守进步主义来保持和发扬国民的特性。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创造“新日本”的文明。沿着这一时代精神的潮流,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界90年代末,相继颁布了《帝国宪法》(1889)、《教育敕语》(1890)和《明治民法》(1998)。这标志着明治立宪主义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也标志着明治时代将西方文明与日本的传统文明结合起来的努力告一段落。

而随着这一逆向思潮的发动，原来的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转向,开始公然主张国家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他们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后,更发展于“国家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提倡侵略战争。另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前后,政府的教育政策也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方向。1886年,政府颁布“学校令”,开始推进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国家本位的教育,系统地灌输国家主义思想。

这一过程中被鼓吹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虽然在主张和侧重点上不同,但却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国家主义的着眼点虽然在于外部。但也有着把国民的视线引向国外、缓和国内斗争的用意。而且,要向外扩张,也必须有安定的国内秩序和国民对政府的同心协力,而这恰恰是传统道德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传统主义的着眼点虽在于国内的秩序和风习,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伸张国权。而且,国家主义的对外扩张的胜利,也会带来国内秩序和道德的强化。

传统主义、国家主义在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国民的传统感情和忠诚心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这种非合理主义的东西一旦并不用来走向现代化，且无法对其加以规范和制约时,就会带来巨大灾难。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确立法西斯体制、步入战争泥潭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这一反转是如何实现的呢？

明治政府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考察，认识到必须建设国民国家。所谓国民国家，显然仅仅是中央集权还不够，还必须把国民组织到国家之内，让全体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国家贡献力量，如承担兵役义务等。

这一过程中，天皇作为日本建设统一近代国家的最有效手段，其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也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和利用。此间政府适时地提出了“一君万民”的口号，一方面加强天皇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权威，最大限度地强化天皇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力求形成“一君”之下的统治对象“万民”。通过政府之手，有意识地将天皇的诞生与日本国家的产生视为密不可分的一体，或者说有目的地规定为同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