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之二十四：将日本拖向侵略的“回归传统”运动

引言：上次的《重读甲午》我们已经谈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了近代化国家建设，实现了举国一致。但当时日本政府宣传号召国民应该具有的的忠君、武士道等素质又与近代应有的国民精神差距巨大。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矛盾？这期重读甲午，我们来谈谈甲午战前将日本拖上侵略与军国主义道路的“回归传统”思潮与运动。

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政策全面西化留下反转伏笔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出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积极推行“文明开化”的近代化政策。

在明治新政府的指导层中,一般都具有这样的认识：西方文明优于日本文明,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必须大力学习、移植西方的文物制度。

木户孝允在视察欧美之后说：“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因此,为使日本进步发展,早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必须将西方的“开明之风”和法律制度等移植到日本。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以“开发人的智慧”,促进“百般事业”的“进步开.至于伊藤博文等人,更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文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迅速进入“开明诸国之行列”。

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政府将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积极导入西方近代思想和学问，大力推行欧化政策。这在明治初期成为文明开化的新风潮。

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近代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宣传,是基于一些普遍性的认识。

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人类的历史即是一个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进化过程;现在的西方已达到了文明阶段,而日本仍处于半开化的阶段。因此,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在他们那里,全面学习、移植西方文明,不仅不会丧失日本的独立,恰恰相反, 这反而是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正是从这样的普遍的乐观的认识出发,他们对传统采取了彻底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沿着文明开化、启蒙运动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是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是继承启蒙思想运动,但又比启蒙运动更进一步的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是主张伸张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的运动，也是促使人们的物欲解放的运动。同时，自由民权运动还是改革传统社会的运动。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日本社会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及其道德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积极提倡建设新的近代家族道德。

自由民权运动比较彻底地主张人民的自由、权利。因此，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了对政府的专制可以行使“抵抗权”、“革命权”的主张和行动。

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站在对世界大势、人类普遍性的认识之上,认为要使日本实现独立富强,达到文明之境,必须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这些主张及运动对日本社会、政治以及思考方式、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开放、普遍、合理的一面。

但是这个过程存在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变化并非日本社会的发展自发形成，而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应激反应。因此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也带有浓厚的欧化主义色彩，而与日本传统社会和文化有着相当多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也为后来日本走向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的反转埋下了伏笔。

西化与日本传统社会产生矛盾引发回归传统运动

伴随着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欧化风潮。人们相信,只要抛弃传统,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使日本完全欧化,就可以实现和保证日本的独立。但是,渐渐地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

自由、权利思想和自主爱国精神的宣扬,本来应该使国家达到统一和独立富强,但实际上却带来了君与臣、官与民的对立。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不仅出现了推翻专制政府的思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制的言论。这样,人们开始担心,在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之际,欧洲的近代国家观和自主爱国的论理,不仅不会有助于国家的独立,反而会破坏国民的统一。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国家意识与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东方式国家观念。“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在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面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里的链条。”

同时，人们乐观的摄取西方文化,这给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但是,在文明开化的运动中出现的忘却和抛弃文化传统的动向,使许多人感到“许多贵重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破坏。这样,人们开始担心日本会为了达到独立富强而丧失它的“个性”,西方化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它自身的“根据”。

如日本传统“家”制度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家的延续,家的存在高于一切;家长高于子女,有着很强的亲权;长子高于其他子女,实行长子继承制;男性高于女性,男尊女卑。虽然这样的家庭形态开始主要存在于武士阶级,但由于武士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以也渐渐在农工商等阶层中普及开来,成为德川时代家庭形态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