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称：干部自觉走后门毛主席也无能为力

权威人格和奖罚导向

人们深信，儿女情长、父子情深是人类优于其它动物的标志之一。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中，又融入了接班人的意识。这样，在第一代人与第三代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感情纽带和政治纽带。通过这两条纽带，第一代人按照革命的模式，以家长的权威和社会的赏罚两种方式教育着第三代人。

家长的权威对一代人来说，主要体现在他们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承担者的身份，以社会权力机构或权威性组织，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规定和提倡文化标准的方式，使得他们自身在前喻式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处于权威的地位。同时使得他们的后代处在遵从和礼拜的地位，以长辈的意志为信念，以长辈的形象为楷模。也就是说，家长的权威造成的是后代的权威性人格。

这种人格结构，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社会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美国学者阿妮达•陈对第三代人的权威人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1.由于社会和形势的紧张，权威人格在表面的行为里并不一定经常表现出来。

2.通过对这种不明显的态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具有权威人格结构的人物，并且揭示出这些人物清晰的综合心理特征。

3.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条件下，社会体系中的多数人会逐渐具备权威人格，并且导致权威社会特性的形式。

4.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并不一定都具有同一程度的这种权威社会特性。那些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并占有优势的人，将比其他成员具有更高的权威社会特性。

5.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刺激，权威社会特性将以极端形式的权威行为表现出来，并由大多数的社会集团所支持。

6.权威社会特性不只是可以在个别的种族和国家中发现，而且也不是一次形成的永久特征。

这位学者总结说：在战前（指二次大战）的德国、苏联和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以自己各自的方式，挑选坚强而又忠实的年青人辅佐他们的权威领袖、政党和政府。政府当局施以铁的纪律以确保年青人服从高于一切的事业。由于受到这种影响，人们渴望把自己与社会群体融成一体，因为群体与个人休戚相关。

这些论点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不难看出，上述的这些权威人格的特征在日后的红卫兵身上，大多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他们的权威人格是与第一代人的家长权威分不并的。

关于社会的赏罚倾向，则决定了第三代人的政治倾向和行为倾向。著名心理学家班都拉曾做过一个实验：将儿童男女分成3组，每组各33名,均分别看一部电视片。三部电视片的前半部分内容相同，后半部内容不同。相同的内容是：一个成年男子走向一个大塑料娃娃，命令娃娃让路。娃娃不听，于是该男子用不同的方式打娃娃，如拳击鼻子，骑在娃娃身上用木棒敲击娃娃的头，并且边打边骂。不同的内容是：第一组孩子接着看到，另一个男子出场，带着糖果饮料，酬赏攻击娃娃的男子（楷模——奖赏情况）；第二组孩子接下来看到的是，另一男子出场，斥责攻击行为，并把第一个男子打了一顿（楷模——惩罚情况）；第三组孩子在看完前半部分后，影片至此结束（楷模——无赏无罚情况）。看完片子后，紧接着给孩子安排一个便于实验者从外面观察的单向玻璃房，屋子里同电视片的场景一样，也放一个大塑料娃娃，然后让孩子们依次走进房间。结果发现，看了“楷模——奖赏”片的第一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的最多；看了“楷模——惩罚”片的第二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的最少，而看了“楷模——无赏无罚”片的第三组孩子，则介乎于前二者之前。但是，如果在试验前事先宣布，谁若模仿攻击行为谁就可以获得糖果，结果三个组的模仿率趋于一致。

这个实验说明，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的赏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学家托德•泰普认为，7-14岁是一个人受政治社会影响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的文化指令通过赏罚导向，决定着一代人的理想模式、道德模式、行为模式形成的基础。第三代人的成长，接受的就是第一代人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巨大影响不只是通过学校的政治课教育，也不单凭家长式的权威，更多地是由于第一代人是社会赏罚的决定者和执行者，用一种社会奖什么、罚什么的方式培养着第三代人的价值取向。这一张张无形的网、一股股无形的驱动力，对个人性格的社会化具有极强的规范作用。因此，即使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后改革的今天，从第三代人身后，仍然可以看到第一代人的某些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