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称：干部自觉走后门毛主席也无能为力

有鉴于此，毛泽东极为重视接班人的问题，并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到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上。他的一句传颂九州的名言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这段话，当时曾打动多少青少年的心弦，鞭策他们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极力去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毛泽东在“文革”前很少题词，特别在全国众多的中学中更为罕见。笔者所读书的母校却得到了这一殊荣，这并不在于它具有百年的悠久历史和享有盛誉的教学质量，甚至也不在于它养育了钱学森这样的顶级科学家，而在于原解放区以领导人子女和烈士子女为主的育才学校，迁入北京后与它合并。至“文革”爆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常委中就有四人的子女和孙辈在这所学校就读，它就是北京师大附中。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甚至写了四遍以供选择。所以，即使在北京师大二附中诞生多年后，师大一附中的师生也不愿加上那个“一”字。朱德也写下了勉励同学们“做一个有文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题词。直至“文革”初期，这所学校成为了刘少奇亲自抓的典型之一，并亲自召见了驻这所学校的工作组成员，听取汇报并直接对学校运动做了具体指示。

如果我们把这些仅仅理解为他们对自己个人子女的关心，那未免太狭隘了。我们知道，身后无嗣的周恩来也曾对八旗子弟的腐败进行过透骨的批评，语重心长地教导干部子女引以为鉴。他说：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我们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

在当年广为传抄的一份某领导干部的《诲儿录》中，这样说道：“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的成为革命的硬骨头，百分之百的听毛主席的话，百分之百的听党的话，百分之百的做父母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你们手中断线，而你们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的奋斗事业，奋斗到底！努力到底！不要忘记你们的出身，不要忘记整个阶级，整个党啊！……你们的担子重啊！要带头努力啊！我们总是要死的，我们事业的担子就会担在你们身上！”  

同样传抄的、被称为是毛主席好学生的领导干部对子女的临终嘱咐中，这样说道：你们的条件很好，你们懂得了不少外面年轻人不懂的东西，你们也知道这就是政治上的优越性，你们千万不要背上这个包袱，做危害人民的事。……你们要有大志，那就是不满足于现状，有志气干革命，有谋求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志气。自己生活在甜水里，不知真正苦的滋味，忘掉了革命的责任，忘掉了阶级的苦难，不了解我们明天真正的、伟大的革命使命，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你们应该懂得，你们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都要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你们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自己，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把党交给你们的事业，勇敢地担当起来。永远跟党走，永远跟毛主席走。

虽然，这些殷切期望是他们对其子女讲的，但经过广泛传抄后，它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个家庭；虽然，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是以干部子弟为对象的，但在那个年代许多人把干部子弟当作政治上的榜样，它的意义也就扩展为两代人的对话。“文革”前三代人的关系是微妙的，无论如何，从第一代人的主观愿望上，他们是想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所开拓的事业，所凝练的风格，所担负的使命，可以说要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以前喻方式传给第三代人。而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封闭而又处处充满政治热的社会中的青年人，也使其自身成为最容易接受这一切的一代人。

这种子承父业，培养子女成为革命家的做法，当然也并非所有第一代革命家都赞成。一篇文章记载，陈毅元帅就不主张从小把子女培养成什么家，他认为不应当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下一代的生活，但他非常重视培养子女做人的道德。他用唐诗：“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来告诫孩子，不要追逐名利，而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为此，笔者求证于陈毅之子陈小鲁，他是这样认识的：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不过，当年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