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源：两蒋时代政商分离 经济发展和平均分配兼顾

第一是肥料换谷，实施期间为1948年至1972年。台湾的农民想买肥料，只能跟农民去买，不是用钱，而是用稻谷，就等于你把稻谷卖给农会，农会再把肥料卖给你，这当中他们把肥料的价格弄得很高，却把稻谷的价格压低，以此赚取差价。

第二是随赋征购，种田农家缴交田赋时，政府强迫依田赋数额征购稻谷。征购时，政府压低稻谷的价格。假设稻谷在市面上卖100块，他们就只给你80块，如此一来，你的土地越多，要交的地赋就越多，还要卖更多的稻谷给政府，所以你移转出来的剩余就越多。1972年肥料换谷制度废除后，随赋征购的价格也改以市价为准。以农业补贴、支持工业的政策，才有所改变。

第三是田赋征实，农家缴交田赋时，不交台币而是交粮食。在交田赋的过程中，政府会把稻谷的价格压低，农家就要交更多的稻谷给政府。

所以透过肥料换谷、随赋征购和田赋征实，政府就把农业剩余握到手里，转而支持工业部门，发展台湾工业。政府这样的措施下，农户等于多交了很多税，他们想要累积财富，再去买别的地，大概不太买得起。或者你买的地越多，被剥走的剩余就越多。所以那个阶段不太容易有大农的出现。 

前述三个政策，直到台湾的工业站起来了，才被停止。以农业支持工业是落后地区不得不走的路，但跟其他激进的做法相比，台湾的确比较温和、有技巧。

两蒋时代政商分离经济发展和平均分配兼顾

凤凰历史：您如何评价台湾的经济奇迹？

林金源：台湾早期经济奇迹的意义，不只是发展很快而已，还包括分配很平均。从1950年代，一直到1980为止，人均所得一直在增高，贫富差距还越来越小，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这两个目标是有冲突的。

可惜好景不长，从1980年之后，台湾的所得不均程度就越来越扩大了，到现在都还没停止。经济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大部分注重经济因素的分析，我则认为非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很重要。

所得分配跟政治权力分配有关系。在两蒋时代，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很少有商人加入，即便有零星几人，也仅是象征性点缀，对政策影响并不起主要作用。可是蒋经国去世以后，国民党的中常委就开始有很多企业家或商人了，他们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在蒋经国时代，他本人以身作则，不跟财团喝酒、吃饭、打高尔夫球，不允许财团影响政策，所以他的阁员、部会首长也都很尊重和遵守这一点。但从李登辉以后，这个传统就被打破了。

这与民主化有关。蒋经国时代，任官、升官的途径不是靠投票、选举，而是要让蒋经国接受你、欣赏你，你就可以主政。可是李登辉推行“民主化”以后，从省长、县市长、里长到所有民意代表，甚至大学的校长，都必须透过选举的形式产生。从李登辉以降，大家都在经营政商关系，整个政治氛围完全不一样了。

财团赚了钱之后就想选立委，选了立委，有了政治权力，就可以制定法律和政策，以巩固集团利益，这就是政商结合，互相帮衬。此后贫富差距增大，人们的被剥夺感也越来越深。

台湾国企私有化扩大了贫富差距

林金源：早期，台湾的国营企业有很多家，他们大都举足轻重。李登辉执政以后，市场化、自由化的风潮也跟着兴起。国营事业单位渐渐被认定为腐败、没效率。解决之道就是搞民营化，把它们一家一家地卖掉，或者上市让民间入股。这些转变对贫富差距是有负面效果的。其实国营事业不见得就没效率，比如新家坡航空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他们就很有绩效。

台湾处理国营企业的过程中，有为民营化而民营化之嫌，把一些原本绩效不错的公司也民营化了。比如中钢，原本就是赚钱的，绩效很好，也被抓来民营化，让它的股票上市。至于卖掉原本亏损的国营企业，属于情有可原。可是来买的民间财团有时并不是有心经营这个行业才买，而是买了让它逐渐荒废，因为这样对财团的发展有利。

凤凰历史：这样其实是对公共利益有害的，政府应该干涉啊。

林金源：从美国到台湾，我们都看到民主政治的弊端。民主政治之下的政府，不见得是最在意普罗大众权益的政府。西方的民主政治原本是一人一票，却转成一元一票。越富有的人，越有政治影响力。台湾国营事业严重萎缩，到现在只剩下5家。国营企业的萎缩，刚好跟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互相对应的。

国民党自称三民主义 但税收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低

林金源：分配正义和政府全年税收占GDP的比例，也有一些连结。税收占GDP的比重，代表政府功能的强弱与进行所得重分配决心的大小。税收越少，政府的功能就越萎缩，政府调节经济与重新分配的角色就越小。不收税的政府怎有做事的能力呢？

通过历年来台湾的统计数字我们就会发现，以前这个比例是蛮高的，后来逐年递减，尤其是所谓的民主化之后，更是越来越下降。如今台湾税收占GDP的比例是12%，全世界都排倒数。

无论与美国、欧洲相比，还是与同在亚洲的南韩相比，台湾的税收比例都很低，且逐年下降。你如果拿它去跟选举的节奏做对照，就会发现每次大选前后，税收比例都下调一节。证明减税获取选民欢心，远比加税受欢迎。前者短视近利，后者才能有长期建设。

以前在蒋经国晚年，政府预算是有盈余的，可是从民主化之后开始产生赤字，而且赤字越来越大，一方面税收减少，一方面支出增多。如何对富者课更多、更合理的税，是解决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和财政赤字扩大的当务之急。

凤凰历史：台湾在经济上走自由放任的道路，到底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林金源：一般人觉得自由放任可以带动社会活力，促进经济成长，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台湾政府权力缩小了，经济却反而低迷呢？这就说明，放任不是无条件的，必须有政府的适当介入。政府必须介入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应该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不能坐视它越来越大，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 近年对美国的大声疾呼与忧心忡忡，就是担心贫富差距会摧毁美国经济和社会凝聚力。台湾贫富悬殊的问题，近来甚至成为压垮两岸服贸协议的一根稻草。反服贸当然含有反中情绪，但也有反富情绪。一般穷人和低薪族眼见两岸经贸往来，创造了一些人的财富，但穷人却分不到一杯羹。他们因此也被引导加入反服贸行列。

除了处理分配问题之外，政府还必须制定一些制度，让穷人找到平等的立足点。比如说让穷人有受教育的机会，要保障穷人的基本温饱与医疗等等。在这个情况之下，自由放任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否则，整个社会都是扭曲的。所以政府的角色跟市场的角色如何拿捏，是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