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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共和有赖公正的规则体系
如果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且处于相对极端状态的人在社会中所占比重较大，那这个社会要实现贫富共和，确实存在一定难度。所以，亚里士多德早就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体，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
贫富共和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的强大，当代中国主流社会也已广泛地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也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贫富对立如果比较严重，且政府对此如果处理不当，中产阶级的发育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反过来，缺乏中产阶级的平衡，处于相对极端状态的穷人与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非理性立场，不能实现共和。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必须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为列车更换车轮。这对各个社会群体及政府同时提出了高难度要求。比如，富人需要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克制自己利用权力获取财富的经济人理性，并启动社会的自我财富再分配机制，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化解穷人的怨恨。中产阶级则需要准备驯服富人和穷人的激情，致力于推动制度变革，以改进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游戏规则。至于政府方面，则需要善意地回应这种理性的诉求，确认和完善公正的规则体系。
贫富共和，最终依赖于较为公正的规则体系，这一公正的规则体系既可为中产群体的发育创造最佳制度环境，又可限制富人与权力的结合，节制其傲慢；保障每个人尤其是穷人的权利与利益。这套公正的规则体系形成、完善的过程，就是各个群体尤其是穷人、富人走向共和的过程。就此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既不是富人的经济学，也不是穷人的经济学，而是促进贫富合作与交换、以增进共同福利的经济学；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学，也是旨在实现贫富享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政治学。（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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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童大焕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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