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仇穷，有着明显的“梯度效应”，任何人都别以为自己不是穷人而可以避免成为被歧视和排斥的对象。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小摊小贩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政府眼里的宝贝。一旦有了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小摊小贩就成了被剪除的对象，甚至一些小企业也开始遭受白眼和挤兑，理由有的是，比如环境污染什么的，但殊不知，就在日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巨额污染名单已经排到100家了。

再如城市交通拥挤，拿来开刀的首先是自行车和行人，禁止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已经成为一些城市的拿手好戏。人行道越来越窄，自行车道几乎完全丧失，甚至有御用专家说交通拥挤是自行车多引起的，也不睁眼看一下一辆小汽车占去5至8倍自行车道路面积的事实。同样是有车族，小排量汽车却被限制，是因为小排量汽车太省油？太环保？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和高档车比他照样是穷人。

在中国遍地弥漫的仇恨与敌视穷人的情结里，蕴含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陷阱，或者说是方向性错误。它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与仇恨，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子，而且直接在挖社会发展的最基础性“墙脚”，以排斥而不是容纳之心对待中下层，直接阻碍最广大的中下层向上提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轻则影响社会文明向上提升的进度，轻重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道德的文明水准都向下滑行，出现倒退。

假如未来中国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原因肯定不是因为穷人仇富，而是因为制度性的仇穷使穷人没有了活路。《印度时报》今年4月份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如果有来生，将近90%的印度人还想继续做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不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不论是高种姓，还是低种姓。尽管现在中国的人均GDP高于印度，然而，2006年9月初一份网络调查显示，65%的人不愿意来生再做中国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舒马赫通过经济学的实证给了世界一个全新的发现－－《小的是美好的》。30多年后，这一哲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小企业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惟有彻底地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尊严、权利、自由这些起点，回到个人和家庭这个“最微小却最活跃的经济体”的权利保障上，才会真正有希望。而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