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陈独秀的地位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比较复杂。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全部责任以抵挡来自托洛茨基的批评，但陈不是软骨头，不愿配合斯大林来演这出悲喜剧，最后被开除党籍。在这期间，陈接触到一些中国托派，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俄国反对派即托派的文件，“在托著中，他惊奇地看到，大革命时期，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远与在莫斯科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则正是因为这些主张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委屈终于有人作了最深切的理解，发别人之未敢发。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却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却均已由俄国的反对派指摘出来的。”（张宝明、刘云飞，2000：13—14）陈因此部分认同托派的观点，并终于在1931年成为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

但从一开始，陈就没有放弃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在接受托派思想时，他抵抗了许久：“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的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落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一层又一层地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实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郑超麟，2004上：322）此后他在民主问题上他与托派的分歧日益严重。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他觉得当时的苏联既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所以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之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形式的工人国家。

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当中国托派根据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不管苏联为何卷入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的说法，陈根本反对。1940年7月，他在给王凡西的信中说中国托派“不但在思想上与死狗（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陈独秀，1993：548—549）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公布了他的十大政治主张，其中第八条是：“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组织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1993：560）

1942年5月30日，即逝世前半个月左右，陈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1993：607）

陈独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最终与托派分道扬镳。陈独秀最后的政治意见是：

第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之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主的那条线总大向在延伸。因此，他又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的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加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拒绝，则是反动而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凡西，1980：211）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不是民主扩大，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政治革命还有什么必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民主自古而今是每个时代革命力量的旗帜，永不过时。

第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坏，而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陈独秀，1993：560）“‘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1993：554—555）

第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绝非“小小的不同”，而是在根本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陈具体比较英美与俄德意：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陈独秀，1993：557—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