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吃饭问题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培养“革命职业家”，即有一部分以其全部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周末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

一个以全部时间为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但在上海，革命职业家的人数要超过没有职业化的普通党员。按照组织办法，普通党员要缴纳党费以维持那些革命职业家的生活，但有限的党费不足以养活一大批革命职业家。差额部分只有靠苏联的帮助和各根据地“打土豪”解来的款子，“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王凡西，1980:136）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为每月25元，区委会的同志为19元。王凡西所说只是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如陈独秀在“三大”上所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比如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央得到国际协款16655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27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就达几十万元。（杨奎松，:2001:195）

1929年冬，中国托派分子的身份开始暴露，是声明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生活费”是一个制约因素:

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做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王凡西，1980:137）

革命也要钱，革命者也要吃饭。已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国际支持的共产党还有一些钱，托派组织却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所以王认为就业的异常困难在某种程度内限制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其时经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就好了，这样，行动可以自立得多。其实，一些共产党人也是靠稿费吃饭的。比如李一氓就“借助于这些翻译工作，取得必要的生活费用，因而能够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坚持下来。”（李一氓，2000:100）

王被开除党籍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卖了120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渡过了被逐出党后的第一个难关。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莫斯科回来，著译相当勤奋，这固然有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无怪乎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王凡西，1980:178）穷且益坚，中国托派有它的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