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教徒

革命是非常之事，但革命者亦有其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1926年王凡西从北京跑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

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相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和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青人聚在一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王凡西，1980:26—27）

这首先是因为大环境的不同。革命者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当然不好，但革命在此时的广州已经成功，而全国革命的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北伐军的战场较量。革命者在广州已经进入一种体制化的生活状态，上班下班，饮食儿女。“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王凡西，1980:27）广东革命者与外地革命者生活状况有明显不同。郑超麟比较过“广东作风”与“上海作风”。上海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广东是苏联顾问控制的，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生活作风也不一:“外江的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的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郑超麟，2004上:247—248）这确实是卑微庸碌，但人不能老是在革命，即使抱定终生革命的人，不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享福和贪欢”吗？

这正是革命的悖论:为了革命，必须终止日常行为状态，拿出一切劲头来斗争历险。但能要求人永远不谈女人吗？也是1926年春，四川的革命党人胡兰畦来到广州，一方面感到“中山舰事件”所暴露的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却能欣赏南国的情调:“广州马路两旁栽着洋槐，这时正开着粉红色的鲜花，放出香气，使行人沉醉，就像在梦境一样。这里的男女，都喜欢穿那像漆过一样的署良绸衣衫，拖着木屐，满街都听得‘啪哒啪哒’的声音。街市不很宽敞，但很清洁，市容很整齐，马路两面的‘骑楼’下面，摆着做生意的小摊，卖各种咸甜食品。这里的人们脸上呈现出一种活泼愉快的表情。他们很喜欢音乐，一到晚上，到处都可听到一种竹制锁呐的声音，吹的是广东戏曲和民间小调。女的唱，男的吹锁呐伴奏，他们一唱一和，悠然自乐。”（胡兰畦，1985:93）胡兰畦是女性，此前一直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结交许多上层人物，她没有感到生活的愉悦就是“不太革命”。但从更艰苦的环境中来的王凡西却难以把革命精神与生活愉悦贯通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根据地与国统区革命者在思想行为上的分歧（这也是党内斗争的进一步起源之一），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是很难统一的，这就是革命过后何以都有一个“热月”的复辟期。当然，如果以谈女人与方城之战为乐，即使是和平时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