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退潮

“白色恐怖”一般被用来形容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者处境，但1928年，王凡西由苏联回国。其时盛传国内白色恐怖很严重，但当他放胆从海参葳到上海时，一路上却非常安全。差不多同时，郑超麟也发现:“在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白色恐怖。中央交通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都有人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个筵席。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郑超麟，2004上:308）

革命处于低潮，“安全”、“自由”云云从何而来？王的解释是:

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柏·乌学习过的；蒋介石所赖以对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CC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王凡西，1980:114）

国民党的历史很久，但党龄不长，1927才基本掌握政权，所以如何对付反对党、如何镇压异端等等还没有经验。王认为，1934年后，国民党学习了斯大林的格·柏·乌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又得到受过严格组织训练、习惯于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叛徒的帮助，镇压革命进入“科学化特务的时期”，对中共形成很大威胁。30年代初党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撤离上海，就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这些重要领导人的背叛，对中央构成极大威胁。1933年1月，博古等人到江西后，在上海留守的盛忠亮、李竹声等组成上海中央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中央机关悉被破坏，盛忠亮、李竹声等尽行被捕，其中大部分“纷纷表示投降叛变”，盛忠亮积极劝降被捕的革命者。（黄药眠，1987:261—280）李竹声把几十万党的活动经费送给国民党。后来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工头目的丁默村、李士群，也是中共的叛徒。可见，没有民主自由体制，无论什么党，非法的监控手段总是一样的，在技术与手段上是可以相互摹仿和学习的。

郑超麟提供了加一种解释:大革命失败初期，杨虎任上海警备司令，“他的恐怖如此之严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在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郑超麟，2004:309—309）工、农同属受压迫者，但相对而言工人阶级是现代发展的受益者，城市工人无论是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是令农民羡慕的（这一情形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革命要求既然下降，革命就只有转向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