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制造革命

革命的重心虽已转身农村，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没有城市工人的参与。如果城市革命已经退潮，那么革命党的任务之一便是不断推动革命。时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个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组，每个组里都有几个赤色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一呼:‘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警和厂警来弹压，就都回去了。”（杨尚昆，2001:53—54）

当时中央所在地上海被分为五个区，中央组织部除部长外副部长和四个干事每人负责一个区。王负责沪中，这里是商业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店员。他们瞪大眼睛，不放过一星半点的火种:

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和伙计的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王凡西，1980:124）

革命者付出了劳动，但革命高潮未起。以王负责的沪中区为例，这里估衣铺的职工斗争运动曾极有声色。这里的斗争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小商店的劳资关系与大工厂在企业不同，老板与伙计之间有着亲属的、乡谊的、甚至家庭的纽带，一旦发生斗争，仇恨就特别深刻而复杂，并且夹着许私恩私怨，“因之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有时看起来分外的尖锐残酷。”（王凡西，1980:122）他没有说究竟怎样的“尖锐残酷”，但把它与50年代初的“五反”运动联系起来:“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衣业斗争中，已经能看到不少预演了。”（王凡西，1980:122─123）他从中发现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者，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他们可怜的处境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们中间的斗争；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剧的两败俱伤。（王凡西，1980:123）

革命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目的可言呢？当时还经常举行所谓“飞行集会”:

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冷清清地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 到人行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到红车，开走。示威完毕，“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王凡西，1980:128—129）

这种行动除了表示革命力量的存在以外，对革命毫无实际推动，而且给参加者莫大的痛苦。革命作家蒋光慈“总是在约定时间快到时才来，穿着西装，还带一个漂亮姑娘，拿着手提包。马队一来，他和那个姑娘就双双溜进咖啡店里去就座了。这样，当然巡捕也就抓不到他。”（黄药眠，1987:91）蒋光慈后来因为不愿参加“飞行集会”而被开除出党。

参加“飞行集会”的主要是党员和靠近党的工人，远远谈不上工人运动，上海工人运动也没有因此就被动员起来。据王凡西分析，上海工人自1925年“五卅”运动首次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到1927年的三次武装起义中达到高潮，而在“四 · 一二”政变后便一直转落低潮，1928交通邮电工人的反击只是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的余波。1929年后上海工运开始处于瘫痪状态，以至于1938年抗战军兴，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推波助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总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得到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的产业工人的有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