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而是有没有民主。陈的结论是：“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陈独秀，1993：541）二次大战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法西斯的德国灭亡了，但格柏乌的苏联却属于胜利的一方，民主和独裁的斗争并未德国战败而结束。

第四，仿佛预见到民主和独裁斗争的继续，陈强调中国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的中心思想，绝不能以任何理由（如中国特殊论、民族主义等等）反对这民主自由，即使因为经济落后、历史传统、战时状态等原因一时不易达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陈独秀，1993：603）他还预见到战后由民族转化为国际集团化（实即全球化）的趋势，“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1990年，苏联土崩瓦解。陈独秀在此表现出的高度的预见性，有论者以为，“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王思睿，2000）

第五，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强调，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绝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而已。”因此一方面，不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抱先验的价值判断，重要的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开辟新社会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不应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再来谈社会主义，重要的是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进而还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自己的看汪：“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就人们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来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1993：517—519）

托派需要陈独秀这面大旗，至于他和托派的思想距离，王凡西解释为“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王凡西，1980：219）这就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考茨基主义的倒退。“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的论文书信’中所表示的，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并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件胆识上，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因为他那绝不势利的彻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个所谓天才式观察者的思想方式，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适之的愿望：由无条件歌颂民主制进而拥护资产阶级统治。”（王凡西，1980：270）

其实，真的“天假以年”，陈独秀会更令中国的托派失望，因为他已经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1993：531）

王凡西用“一身兼具西洋史上从卢梭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的评语还不够。陈独秀不是某一思想在中国的代表，而是西方近代诸多思想发展缩影：卢梭的民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英美自由主义。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他会更明确地从卢梭与马克思走向英美民主。历史证明，陈独秀基于民主立场开展的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比托洛茨基的批判更为根本、更透彻。但陈独秀的民主立场不可能为当时任何党派所理解，尤其是他在1942年3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两文，“在中共看来，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其中不乏偏狭揶揄之词；在托派看来，其中对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依然顽固不变；在各民主党派看来，其中的民主思想是对民主的无限提升，直至遥不可及。这些异端的演说，让各种政治势力又重新检起了曾加给他的罪名：‘汉奸’、‘托匪’、‘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张宝明、刘云飞，2000：346）陈独秀悲情浓郁：“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照孤舟。”（《游江津江面》）

抗战胜利前后，正是中国自由主义抬头并对现实政治稍有影响的时期，但陈独秀的手中已没有《新青年》，他从痛苦中得到的教训无法及时整合到当代思想主流中，更不用说影响现实政治了。所以陈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形象，仍然是《新青年》时代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无产阶级民主的左翼斗士，他个人的思想是发展了，但早年反对一般民主的影响已非他的晚年彻悟所能挽回了。所以后人除对陈个人表示敬意外，又不能过高估计其晚年思想的贡献。

英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正宗是“胡适派”，这一传统在世纪末受到认真对待。事后看来，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以陈独秀—顾准—李慎之的从斯大林主义到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是被“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压抑的“隐秘传统”，就现代中国的历史遭遇来说，此一传统更明确地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