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政治家与革命家

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品格：

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地说，在艰苦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具有政治家条件有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王凡西，1980：274─275）

革命家与政治家所追求的都是成功，理想与原则都不是指导其行动的唯一标准。相对而言，革命家的对手是敌人，能够克敌制胜就是称职的革命家；政治家处理的是关系，能够平衡力量各方才是合格的政治家。革命家需要的是勇敢和献身的精神，政治家需要的是组织与协调的艺术。经历过淮南新四军军部整风的潘汉年曾说过：“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自以为是更为下贱。我熟思一切，我发现了我确有特性，决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长处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发掘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换言之，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别知识，而乏驾驭他人之野心。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尹骐，1996：259）“手腕”与“野心”就是政治家的必具素质，没有这一素质，再有“灵敏”的“智慧”也没有用。

对于政治家来说，为了达到目的，事实不是惟一需要尊重的。1937年2月到3月，刘少奇接连四次上书总书记张闻天，全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白区工作路线。但在5月17日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这一观点受到多数白区同志的批评。曾亲手把自己半岁的孩子卖掉换取五十块光洋用作地下交通费用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即说：“对于过去的工作，KV（刘少奇的化名）没有详细研究，只是说过去错了，是‘左’倾盲动。对于过去有没有对的，没有谈过，所以省委几个同志都很难过。”“很多问题我们不同意，所以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求中央，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黎玉、张霖之等人亦上书中央，列举大量事实否定“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结论。就事论事，白区同志所认有理有据，“他们满怀期望来到延安，除了接受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以外，也很想听到党中央对自己常年艰苦斗争的评价和意见。他们想不到，迎面浇来的，是一盆冷水。他们提着脑袋干革命，前仆后继，到头来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恶劣传统’！”但当时的形势是毛泽东意欲从此打开清算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路线”缺口，所以白区同志基于事实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据黎玉说，刘少奇根本不看白区工作的报告，说“这些报告不如擦屁股纸”。建国后，刘曾对参与这次会议、同样不赞同刘少奇观点的吴德说：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俞虎，2003：41—45）路线斗争经常是在事实之上运行的。类似的是1945年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康生再次全盘否定30年代的白区工作，刘少奇的老部下王世英即以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中央特科在情报、统战工作中的成就来证明党的白区工作并没有失败。（段建国、贾岷岫，1992：200）这同样是事实，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是：要彻底否定“王明路线”及其指导下的白区工作来突出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论证刘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合理性。此时刘少奇需要的不是白区工作的成绩，而是“王明路线”对白区工作的危害，以及自己率先批评“王明路线”的勇敢记录。王世英是优秀的革命者，但同样不懂得“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既不一定要有事实基础，则其对事实的陈述就可以与时俱进。1964年，毛泽东已有意要刘少奇下台，在他发现李雪峰不赞同刘的夫人王光美的《桃园报告》后，就说：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王力，2001：574）当年给予刘少奇的荣誉现在赠给了李雪峰，李亦因此在彭真下台后出任北京市委书记。无法判断的是，当1970年毛泽东认定李是林彪的一员“大将”时，他打算把这一荣誉的赠送给谁。

如何陈述事实其实是一种说话的艺术。1964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在与被打成右派的陈沂谈话时说过：“自己的自由主义过去吃过亏，被人抓住话柄，也是由于这个嘴。有时理在自己这一边，无理在人家那边，结果自己还吃了亏。”“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看到不满就讲，又不懂得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黄万机，1998：354）谁懂得这“复杂性”呢？当然只有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政治家。革命的结果常常是政治家来收获、享受革命家的成果。

革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进行的，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政治家还是革命家首先关心的是战斗的胜负，但政治家更关心的是与上级保持一致，即使导致失败也在所不计。红军长征前，中央派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作为先谴队挺进闽、浙、赣、皖以吸引敌人。这支6000多人小部队要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千里作战，形势极为险恶，寻淮洲不得不相机行事，改正原先确定的计划，但随军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和政委乐少华却总是恪守中央命令，不许越雷池半步，使红七军团遭受很大损失。然而结果却是，乐少华因为执行了中央命令而进一步受到重用，寻淮洲却由军团长降为师长。

革命家与政治家本不一定对立，一兼二任者有的是。革命既需要革命家也需要政治家，不过总有人在性格和能力方面有所偏至，两种人就不容易协调，前者鄙称后者是“玩弄权术的政客”、“党棍”；后者看不起前者“不懂政治”。北伐时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有言：“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郭沫若，1992：103）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家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