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谁是失败者

二、三十年代之交，上海的小型书店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都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书店的背后大多是受蒋介石排斥的军阀官僚，他们无事可为，就略斥宦囊，交托人来搞“文化事业”以为日后再起的资本。这些受托之人多为旧文人，他们又到上海出版界来找内行编辑或撰稿，而这些内行，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科学”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滩就这样演出了军阀官僚出资让革命者出书的舞台剧。比如当时最大的神州国光社:

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王凡西，1980:177─178）

军阀官僚们自掘坟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不自觉的配合。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不过王礼锡不纯粹是外行，除诗作和诗评外，他对社会科学确有研究:他主编的《读书杂志》在二十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本人也是党的朋友，写过介绍唯物辩证法的文章，以至于1932年5月瞿秋白也愿意著文《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来和他讨论。

革命失败了，革命理论却风行起来。这首先是革命自身的补课。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陈独秀、《新青年》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转向，但革命行动非常迅速，远远超过了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革命者对于如飞开展的阶级斗争非但不能胸有成竹地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之于他们只是一个外来的抽象的思想，与中国实际联系不起来，因此只能盲目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终至1927年失败。失败不全是坏事。“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王凡西，1980:176）“痛定思痛”，这就有了1929年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左翼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极一时之盛。仿佛相互之间有一个分工，托派的主要精力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则把重点放在“普罗文学”上。这也许是王凡西的自我表扬，但无论如何，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在组织上又经过托派的分裂，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却获得了胜利。

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不满现实、探索未来的青年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都愿意或可能直接参与革命行动。而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一种具有冒险性、刺激性的时髦的时候，宣传革命文化便是一种既可满足幻想、又较少危险性的政治参与。托派的另一个人物郑超麟就从读者需要来理解这一奇特现象:“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能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不及时唤醒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反革命所压倒了。前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也正是这一特殊状况，1929年后四、五年间中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学生群众，被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郑超麟，2004上:311—312）

还有一个社会/文化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少不了传播媒介。国民党新闻监控的无能和低效，此时的上海文化出版具有一定的产业化性质，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出版物的政治检查才会有一定的放松，也只有成为一个产业，写书才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