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托派圣徒

王凡西描绘了一个他理想中的革命者，这就是陈其昌，即陈清晨，河南洛阳人，1925年在北大参加共产党，1929年转向托派。在王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的人：吃苦安贫，从不懂得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摆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放在最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合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王凡西，1980：275）托派作为中国革命党的反对者，共产党反对它，国民党逮捕它，日本人残杀它，1931一1937年，托派组织屡屡为白色恐怖所破坏，每次总是陈其昌独木支撑，惨淡重建，使组织一线存续。1942年，陈其昌被日本宪兵杀害。

80年代，与托派毫无关系的《光明日报》记者戴睛也这样描绘陈其昌：“1926年，陈清晨的妻子从家乡到北大探省。听说老大哥的‘小脚夫人’来了，李芬、刘莹一帮女孩都跑去看，她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晨待她十分温存。事后他向她们解释：‘她哭了，因为她以为我会抛下她另娶。你想我能做这种事么？我要革命，自己反倒去损害旧制度的受害人！’陈清晨留在王实味夫妇记忆中的，总是那个揣上两个窝头，风尘仆仆跑进跑出的样子。1930年刘莹小产，家中一文不名，陈清晨曾把30块钱硬塞给他们。刘莹至今不知道这是他将家里可当的东西全部送当所得。”以至于在延安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和审讯时，“王实味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戴睛，1989：91；温济泽，1990：210）

陈其昌个人的品格应当是无可挑剔的。不过他之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的一封信引来了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事情的起因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简单地说，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共产党正在推行的阶级合作的路线，鲁迅坚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更多承继了此前左翼文学的斗争传统。而托派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取消主义，是向反动政府的投降，从而，鲁迅这一取向“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提倡了多年‘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王凡西，1980：206）既然一贯景仰的鲁迅与托派有一点相似，陈其昌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来陈述托派的基本主张，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的盲动政策（瞿秋白、李立三）和军事投机（毛泽东），反对抗战后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然而，鲁迅对斯大林从来没有托派那样的认识和批评，对党的新政策也由于冯雪峰的介绍而认同，因此他不但高度评价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指出托派“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容易使人生出“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印象。陈收到回信后很痛苦，倒不是因为自己受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连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冷箭。”（王凡西，1980：207）而陈独秀则认为鲁迅受党之捧，感恩图报，不可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了，根本不应对鲁迅有什么幻想。

在多重压力下，中国托派从来没有像样的发展，但作为革命者，它有自己圣徒。陈其昌外，外号“美丽的小麻雀”梁彩莲（即黎白曼）也是一个。她15岁参加工人运动，拒绝了贵介公子的追求，不但选择了当时几乎没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选择了比共产党更无希望的托派，其艰苦卓绝几令人难以置信。她在医院生产时闻知丈夫投向政府，忍痛弃子逃出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营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１９３５年年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昂扬，对事业满有信心。（王凡西，1980：278）

在现代革命史上，托派地位不高、影响也不很大，未来似乎也不会有托派的发展空间，但如果王凡西所述属实，则像陈其昌、梁彩莲这样的“托派”还是能引起后人敬意的。任何一个反抗现实秩序的运动和组织，只要不是胡闹，都会有它的“圣徒”。只是这圣徒的清洁和光芒，不是由这个运动和组织赋予的，而是超越政治教义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