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人情

组织的功能之一是营救下狱的革命者，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负责干部。30年代初，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对捕获的共产党人有三种处置办法。“首要人犯”就地枪决，如彭湃、向忠发；重要人物要转解南京；较不重要的人物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办理。这第三类人实际上就是肉票身份，“侦查”即讲价，“办理”即放人或撕票。一些革命者甚至是重要人物被捕后并未被认出真面目（比如关向应），也被留在龙华待价而沽。

龙华军法处的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民党法律的，以政治犯来做买卖，它也冒了很大风险，因此肉票的标价就很高。而“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纵有富贵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这就要依靠组织：

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等。而最特出的则是王明的好友陈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为赎买对象。（王凡西，1980：183—184）

要想在关键时刻有组织可以依靠，平时就要和组织搞好关系；组织是由一个个领导人代表的，官越大就越能代表组织。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革命靠领导。有一个叫李震瀛的中央委员，因为赞成何孟雄等人，就被陈绍禹视为异端，不但不来赎他，连“红色救济会”送来的接济品都没有。

国民党的监狱当局以政治犯为谋财之道，见利忘义，政治觉悟极低，只能导致国民党的失败。但政治气氛浓厚的革命阵营中，也有以人情换人命的。1943年3月，康生传出蒋介石可能进攻延安的消息，借机以“整顿后方，清理阵营”之名抓捕一批人。“他手里拿着个名单，一边说，一边在人名上打着记号，有的划‘0’，有的点‘·’，嘴里念叨着：‘这个是复兴社，这个是‘C·C’，这个是‘汉奸’，这是‘叛徒’、这个‘日特’……”。划完了吩咐我们把划了‘0’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进行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0’的有个‘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0’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嘴里‘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0’换言之成‘·’交给了我们。”（师哲：2001：161）如此，则康生就与国民党差不多了吗？又不尽然，国民党交出的是真正的政治犯，这些出狱后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而康生手里的“特务”名单，基本上是他“揪出来”的同志，放出来以后仍然是干革命。对于康生这样的杀人魔王，倒希望他多一点人情少一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