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怀念中收入平等的毛泽东时代：贫富差距很小 家境很少有好有坏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每当过节的时候，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大家的公资都差不多，）大人们在桌上吃饭，我们小孩子们在桌下玩耍，很开心，那段和谐的，其乐融融的时光真的很令我难忘。随着我的长大，亲戚们之间的吃穿渐渐的就有好有坏了，三姨家装修得金壁辉煌，他们可以每餐到饭馆去吃，而我们家依旧贫穷。这几年之间，亲属之间的贫富之差就有这么明显，我这个出生在80年代的，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难道就感受不到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吗？然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少有的。【详细】

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乡城流动产生限制作用的前提是，中国城市比农村具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优的福利待遇，甚至更好地发展前途。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乡城流动的限制，对城乡间不平等状况起着维持甚至强化的作用。【详细】

毛泽东时代干部收入差距就已超过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

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可以）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详细】

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各行各业分几十个等级分等领取不同工资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这项工资制共分为30级，最高560元，最低19元，高低相差别31.1倍。除工资之外还有地区津贴。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1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与此同时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规定以1类地区为基准，每高1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 【详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两种制度。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而旧有人员，包括工人、店员、技术人员、教师、职员等，则享受工资制，全国工资等级没有统一体系，并行的工资标准多达数百种。
    供给制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分配制度，建国后延用至1952年。供给制主要分几部分：1。伙食，按职务分为大、中、小灶；2。生活用品，由公家发给，除级别很高的干部外，基本平等；3。津贴费，极少量。【详细】

当时部队师以上干部为小灶，团营为中灶，连以下为大灶；地方上则较复杂，且各地区有差别，大体是：县以上干部和重伤员为小灶，科、区级干部及轻伤员、产妇等为中灶；一般干部和勤杂人员为大灶。伙食费分为粮食、副食、燃料三项；大灶一般每人每日供应油0.02斤、盐0.0125斤、肉0.04斤、菜1斤、煤1.25斤或木柴2斤；中灶按大灶的2.5倍计算，小灶按大灶的3。7倍计算。【详细】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从此结束了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在的局面。全部实行工资制以后，工作人员及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住房、家用公家家具、水电费及子女入托等一律要征租缴费。这项工资制共分为30级，最高560元，最低19元，高低相差别31.1倍，是建国以来工资档次拉开最大的一次。除工资之外还在地区津贴。【详细】

1956年，为了缩小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从1957年1月至1960年10月，先后三次降低了领导干部的工资。重点降低17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越高降低幅度越大，调整后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1960年的工资标准一直延续到1985年，这期间，干部的工资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可谓是25年一贯制。 【详细】

消费品票证制度下票证的分配也导致收入不公分配差距大

形成了“票证社会”中种种的“制度性不公正”现象。同是在计划票证制度之下享受国家计划供应保障的城里人，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能得到的计划票证的种类与数量与其行政级别、职称高低密切相关。一般分为干部和普通工人，单位组织本身的行政化特征使得干部还有着复杂行政等级级别，工人也有着不同的职称级别，分别对应不同级别的票证，这使得计划票证制度带有了等级制色彩。而即使是干部，也因不同的行政级别而享受不同的待遇，在计划票证的种类和数量上也是不同的，级别越高，票证的种类和数量也就越多，反之则越少；而且更高级别的干部还可以得到一般干部无法得到的特别的比如关于进口奢侈消费品、特供物品等的计划票证，这种不同级别的待遇也强化了计划票证分配制度的等级制色彩。【详细】

城市居民按地域和等级接受国家发放的计划票证农民所得无几

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中国”——一个是“乡下人的中国”，一个是“城里人的中国”。“城里人的中国”可以得到国家的各种计划供应保障，享受着“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而“乡下人的中国”——“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八亿农民，还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全部票证的中的大多数种票证。政府发放的粮、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染料、家居自行车（工业券）直到香烟、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资的票证，一是大中小城市有差别，二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有差别，最末一等总是农民！中国农民一直承受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下的全部痛苦，直到实行‘联产承包制”。【详细】

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也是“票证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它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成为计划票证制度得以长期稳定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并因此成为“票证社会”中与生存性利益直接关联的制度，（“票证社会”中资源短缺状况下的行政化分配使得户籍性质成为决定利益分配倾向性的重要制度。）也是催生“票证社会”的重要制度之一。【详细】

建国初期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成为当时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现象。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一方面满足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经济恢复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也给城市供应如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是导致1953年粮食供少销多的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而粮食供应危机则促成了作为解决危机的应急之策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而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剩余的制度化转移及其对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的重要制度支撑作用则使得统购统销制度化、长期化。【详细】

由于粮食计划供应系统面临的压力，计划供应制度的实施经历了由最初的凭证供应到按户核实供应，再到后来更为严格的以人定量过程，计划供应制度一步步趋向严格；为了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给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压力，依靠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而保障粮食计划供应的运行并实现粮食计划供应目标就成为当时不得不为之的政策选择，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体系应运而生。 【详细】

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也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善化，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在户籍领域中的重要安排。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的户口即城镇居民称作“非农业户口”，而与之对应的农村居民则成为“农业户口”，标志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凝固化。用农业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用农业的积累资金建立重工业体系。【详细】

收入分配的差别由身份决定：干部、职工和农民间差别巨大

在户口迁移上实行严格控制的城乡分割的户籍迁移制度，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进行管理并在就业、福利、教育等方面差别对待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最终完全确立。如果说政治身份、户籍身份是一种先天的世袭性身份，那么干部、工人二元档案身份则是一种后天形成的终身性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也难于转变，工人身份一旦确立，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干部、工人这两种身份的区分不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更意味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即干部与工人在工资、住房、医疗、退休等福利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详细】

身份制分配的结果：城乡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低下 解决温饱都是问题

从1949年解放后到1978年这段时间为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时期。在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约为59%，农村居民家庭约为68%，平均超过60%，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恩格尔系数长期在60%左右高居不下。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这个时期的中国属于贫困国家，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时期的恩格尔系数说明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普遍低下，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很大，收入几乎用来购买食物。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人们往往把对生活必需品的追求都压到了最低限度。 【详细】

20世纪中叶，“伦理身份”被击溃，但取而代之的却不是“契约社会”，而是另一种组织更严密，覆盖面更广泛的“身份社会”——计划体制。计划体制的“身份”取决于国家权力科层的具体级别。
    于是，政府开始对私人经济进改造，通过“剥夺剥夺者”或通过赎买，政府确立了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所有制，并将财产权纳入政府的行政框架。【详细】

计划体制将整个社会构造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在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次。计划经济的运行极端依赖正式的组织和权威，于是，政府将所有的人编入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并固定他们各自的位置和角色。【详细】

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身份”。例如城里人与乡下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单位与个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而“公”身份享有特权，“私”身份却不被承认或受到歧视。各种“身份”所享有差别性的权利和义务都是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权力。【详细】

政府出于计划经济运行的需要，认为仅依赖权威和组织还不够，还不能在“主观”上根除契约观念。如没有“主观”上的“计划人”，仅依赖权威和命令来对经济和社会全面控制，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为了塑造“计划人”，政府确立了一种常规性的训导制度，无私、奉献、守纪和爱国等是向人们灌输的主要内容。 【详细】

身份分配制的基础：国家通过单位制和人民公社直接固定每个国民

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使自己实际上成为所有经济要素的最终支配者和收益者。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组织参与具有比高级社更为严厉的“锁定”性质。尤其是人民公社组织与农村社区是重叠的，从而使这种“锁定”性极大化。单位制度的设计本身是为了强化对资源的控制，特别是对社会劳动力的控制。在单位制度中，国家还采取了全盘承担的就业制度。统一安排就业一方面是对城市居民的一个重大福利，它是新政权无偿保护职工利益的一种体现。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个人自主的“自由流动”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国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详细】

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挤压社会空间 实现民众个人对国家的依附

从单位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单位成为国家控制与整合社会的中介，国家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个的单位。只要实现了对单位的有效控制，社会的整合与秩序的维持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所以，在中国，个人不是直接凭借“自然人”的身份与国家对话，而是依靠单位赋予的“单位人”的身份与国家对话，实际上中国社会中的所有交往都被同构到单位一国家这一两极体系中。从单位与个人的关系来看，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单位内部齐全的构成满足了个人各个方面的需要。于是，个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无需到单位外部求取化解，其各种要求也无需到单位外部求得满足。实际上单位外部也不存在个人社会化的渠道与空间，社会已经被压缩到单位之中了。 【详细】

组织化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发源于根据地中的供给制对共产党革命队伍的组织制度和组织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实行供给制的条件下，私生活的空间极为狭小，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集体内部的公私界限在经济上也是难以区分的。供给制所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以各种形式在建国后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详细】

单位制度就是计划经济社会大工厂在城市运行的基本制度设计。从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不仅使国家掌握了控制财政赤字和打击投机活动的手段，取得了稳定市场物价的胜利，同时也使国家有足够的能量和资源去构建由国家控制的单位体系。到了1956年底，私营工商业者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原来意义上的企业真正成为附着在行政体制和党的体制中的“单位”。【详细】

“单位”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它既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又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络点。国家一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确立，使党和国家的权威通过向城市社会的贯彻与渗透，依靠单位体制完成了对社会的全盘控制。【详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单位组织按照其级别高低和职能与行业分布不同，被政党和行政的力量分割成若干个平行林立的管理领域。而这种自上而下、平行林立的领域呈现出“伞状结构”。把基于分工而形成的行业结构与基于行政力量而形成的等级结构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横向角度来看，单位的构成与属性呈现出一种同一性，从纵向角度来看，它们则是分布于若干个平行林立的伞状结构之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被纳入到各种单位组织当中，单位成为国家与市民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结，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详细】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种体制之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也是与此相适应的。【详细】

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绝对权力，处于优势地位，对居民个人收入实行直接调控，企业或生产队都只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分配的自主权。【详细】

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所需资金都来自国家预算拨款。利润上缴国家；甚至亏损也都由国家承担，企业不用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详细】

农民的收入取决于挣得的工分，工分值也间接地取决于国家计划调节，农民的现金收入实际上也由国家计划统一调控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