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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迁研究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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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整个计划经济国家是一座大工厂,那么,城市社会中的成千上万个“单位”就象一个个结构相似的“车间”。

本文节选自:《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迁研究》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作者:贾国雄

国家组织和控制农民的基本方法——人民公社制度

国家强化对农民的组织与控制的必要性

1956年前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中国5亿多农民组织到了几十万个合作社之中,至此,国家对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征收与调拨就不再直接与每一个位农民个体发生关系,而是与合作社发生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国家交易的对象从数以亿计的农户变成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大大的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农业合作社这种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属于集体产权,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合作社的产权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分解或对象化到其成员的身上,如果该社员对合作社关于资源权利行使制订或实施的规则不满,他可以用某种方式退出该集体。这就使得政府在法理上对合作社的社员并不能完全的加以控制。在1956年以前,国家强制个体农民交纳剩余产品的办法是通过乡村党政基层组织。这些通过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以贫雇农为基础的干部,一方面为国家效力可以得到好处(如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以及由此得到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其整治的对象大多是中农和富裕中农,替国家强制收买他们的剩余产品并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在1953一1954年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贯彻统购统销是积极的。但是到1956年实现合作化以后,大家的经济利益都捆在了一起,过去中农的剩余产品现在己经与贫雇农平分,此时的统购统销所损害的就不再仅仅是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也不再只是农民群众的利益,也关系到基层干部的利益和今后工作关系。可以说,合作化对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使农民由分散的无力的个体变成了一个以地域为单位的团体,增加了其抵制国家夺取其剩余的力量。负责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在1957年就曾感叹道:“过去认为,合作化以后,从一亿多个农户变成几十万个合作经济单位,粮食工作总会好做一些,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完全对头,至少一个时期内并不如此。”1957年高级社许多干部所表现出来的“本位主义”和“不顾国家利益”,说明在合作社只是一个经济单位,当合作社面临国家经济政策与农民的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合作社干部的行为不能不考虑到是否对其集体有利。因此,要保障计划经济社会大工厂的有序运行,国家在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农村资源控制权的制度设计就成了必要,而这一制度设计就是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从大跃进时期混乱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间短暂,但人民公社制度体系却在全国范围内长期保留下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在20多年的时间中,人民公社制度是我国农村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制度系统。它的长期存在与运转,至少说明这一制度本身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相当好的兼容性。

从1958年建立并在1962年基本稳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框架上的人民公社,在产权组织和运行上表现出下列特征:单一的公有形式。在主要生产资料归属方面排斥所有制的私人性质。各级管理者由行政任命,而非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管理权力集中,管理者常常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业务。经营一般是自给性的,很少发生市场交易,仅有的商品部分按照给定的计划价格由政府统购统销。集中统一安排劳动力,限制农业劳动力流动。分配上以工分制度体现平均原则。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习惯上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但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判断,人民公社更多地具有共有产权或社团产权(eommunal property rights)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的集体产权(eolleetive Property rights)。也就是说,人民公社的产权是共享的,在个人之间完全不可分,它不可以也没有对象化到其各个成员身上。

人民公社与以前的农业合作社比较起来,虽有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决议中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带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并且这种成分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渐代替集体所有制。因此,人民公社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同,它在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使自己实际上成为所有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最终支配者和收益者。特别是因为人民公社对人力资源所有权的控制,农民失去了选择经济组织的自由,因而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组织参与具有比高级社更为严厉的“锁定”性质。尤其是人民公社组织与农村社区是重叠的,从而使这种“锁定”性极大化,这就意味着初级社存在的退出威胁效应在人民公社己完全消失。

在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中的最重要的一条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及其可过渡性的产权设计实际上是一个使产权模糊化的安排形式,它几乎否定了任何确定性的产权主体。这种制度设计显然是不符合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效率最优化原则。但这样的产权安排并非制度设计者的疏忽,而是为了政府控制的需要。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组织只拥有对部分山林和企业的所有权,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不经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生产队同时也是人民公社组织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的分配。表面看来,生产队这一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主体地位具有较充分的法理依据,相应地,生产队也应当具有一般财产主体所具有的外在的排他吐和内在的排他性。但由于存在“三级所有”的规定,国家并不否定生产大队和公社两级对生产队财产的部分所有权;同时,由于存在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组织对生产队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关系,生产队的经营活动被置于上级组织的监管之下。公社一级组织具有行政权利,它可以以命令的方式对下级的生产活动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又可以直接指导和管理大队与生产队生产、分配及交换活动,并监督完成计划。

实际上,人民公社农业经营模式是公社、生产大队领导下的生产队经营,公社一般每年为各生产大队制定生产计划,生产大队再把计划目标细化,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缺乏经营决策权和生产计划安排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主要由上级决定。国家除了获得税收以外,还掌握了生产队的剩余索取权,使得后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丧失了在品种、数量、尤其是价格方面的谈判能力。使国家可以用低于自由市场的牌价收购粮食等农产品,同时以高价(相对于农产品)售出工业品,从而通过“工占农利”实现工业化资金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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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计划经济 公社 单位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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