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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社会”的制度与关系结构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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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也是“票证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它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成为计划票证制度得以长期稳定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

本文节选自:《“票证社会”及其解体》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届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焦连志

户籍制度

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也是“票证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它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成为计划票证制度得以长期稳定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并因此成为“票证社会”中与生存性利益直接关联的制度,(“票证社会”中资源短缺状况下的行政化分配使得户籍性质成为决定利益分配倾向性的重要制度。)也是催生“票证社会”的重要制度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户籍制度管理方面一直实行较为松散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允许人口的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文规定了居住迁徙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时城市经济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创伤,战争促成的城乡人口的逆向流动在战争结束后自然而然地变为城乡人口的正向流动;另外,城市经济百业待兴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的补充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流动进程,因此,建国初期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成为当时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现象。而1953年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的确立与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其所大量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则进一步促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镇人口急剧增加。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到1953年就已达到7826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1949,1952和1953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6%,12。5%和13。3%。7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所致。1949年到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1954年到1956年的3年间,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8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一方面满足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经济恢复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也给城市供应如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是导致1953年粮食供少销多的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而粮食供应危机则促成了作为解决危机的应急之策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而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剩余的制度化转移及其对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的重要制度支撑作用则使得统购统销制度化、长期化。

由于粮食计划供应系统面临的压力,计划供应制度的实施经历了由最初的凭证供应到按户核实供应,再到后来更为严格的以人定量过程,计划供应制度一步步趋向严格;为了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给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压力,依靠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而保障粮食计划供应的运行并实现粮食计划供应目标就成为当时不得不为之的政策选择,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体系应运而生。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密切配合,严格户籍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l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法规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对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标志着我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最终得以确立。“从此,神州大地高高耸起了一道固若金汤的‘户籍墙’,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9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切断了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渠道,同时也扫一断了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相脱节。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也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善化,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在户籍领域中的重要安排。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的户口即城镇居民称作“非农业户口”,而与之对应的农村居民则成为“农业户口”,标志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凝固化。

“二元户籍制度把我国的经济分成两个部分,用农业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用农业的积累资金建立起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支撑作用的重工业体系。从经济发展来说,这不失为户籍制度的一大成功之处。二元户籍制度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所造成的城乡隔离的鸿沟形成了现代化进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于“票证社会”而言,二元户籍制度的重要影响在于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两种不同户籍在计划供应中的不同地位,前者处于计划供应的核心地位,得到国家以计划票证为代表的各种基本消费品的计划供应保障,而后者则处于计划供应的边缘地位,仅能得到国家计划供应的少量计划票证,粮食等接基本消费品基本上处于自给状态。而且农民还承担着完成国家统购任务的义务,而农民的统购实际上支撑着对城市居民的计划供应,这样在计划票证制度之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处于两者不同的权利状态,城市居民享有国家对其进行计划供应的权利而在计划票证制度的安排中没有对等的义务,而农村居民则在计划票证制度的安排中基本上处于无权利而只承担义务的状态;而且二元户籍制度中的具有世袭性的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分割也强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状态,造成了社会空间结构的二元分割特征。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中国”—一个是“乡下人的中国”,一个是“城里人的中国”。’2“城里人的中国”可以得到国家的各种计划供应保障,享受着“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而“乡下人的中国”—“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八亿农民,还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全部票证的中的大多数种票证。政府发放的粮、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染料、家居自行车(工业券)直到香烟、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资的票证,一是大中小城市有差别,二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有差别,最末一等总是农民!中国农民一直承受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下的全部痛苦,直到实行‘联产承包制”。尽管这段小说中以享受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中的幸福与承担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下的全部痛苦来对应“城里人的中国”与“乡下人的中国”在计划票证制度下的不同生存状态并非恰当,但是却真实再现了计划票证制度与户籍制度的结合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票证化”生存的两种不同状态。

户籍制度同时还具有代际继承性,农村户口的子女生下来就是农村户口,而城镇户口的子女生下来就是城镇户口,拥有两种不同户口的人们对应的始终是不同的不同的计划供应关系,除非是农村户口的人们通过参军、升学、提干等相对有限的途径来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造成了相对固化的制度性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户籍制度制造了‘一个国家,两种公民’(即农民和市民)的格局,在国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带上了浓厚的身份等级制度的烙印,不同群体在计划票证获得及其背后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方面造成了“票证社会”社会群体的分割及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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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票证社会 户籍 二元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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