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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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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各种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权利和义务都是国家的种种制度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政治身份一经确定即不易改变,影响所及及至子女,从而又衍生成为一种先赋的、不可逾越的身份---亦即“家庭出身”。在改革开放前,家庭出身成为几代人一出生就被打上的阶级烙印,并深刻影响一生的机会命运。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分配、招工就业,还是入团、入党、参军、提干等个人发展,都要对家庭出身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要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优先选拔出生于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红”的子女,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向上流动。这种氛围不断积聚和加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限。如果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这些机会。

(二)户籍等制度造就城乡二元身份

50年代末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确立了我国人民的城乡二元身份。而户籍制度的确立,是与当时统购统销制度的完善、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密不可分的。

统购统销方面,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决定关闭农村的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改由国家粮食机构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进行粮食品种的调剂。这样一来,农民就没有支配粮食的权利了。没有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粮食供应凭证的农民,如果自发迁移到城市中来,首先就会遇到无法购粮的困境。

就业方面,农民进城也遭遇了重重阻隔。1956年秋天,由于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遭遇灾情,农民、复员军人和乡社干部盲目外流的现象相当严重,流出的人口一般奔向各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地区,导致大量人口无法进行安置。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现象继续发展,从1956年12月30日到1957年12月18日间,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7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从“防止”到“阻止”再到“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文件的内容和措辞越来越严厉。如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规定:对已经流入城市的人们,自己能找到生产门路的,应当允许他们居留;凡是可以安置的,应设法予以安置;不能安置遣返原籍的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到1957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则要求在某些铁路沿线或交通要道,应加强对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劝阻工作;在城市和工矿区,对盲目流入的农村人口要动员其返回原籍,并严禁流浪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城市户口管理原则,进行严格户口管理;并加强城市粮食供应的控制,对没有户口或者虚报人口冒领粮食或者买卖粮票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情节严重的应当加以处罚;严格控制自由市场的范围,取缔无照商贩营业和无照车辆运输,防止农民弃农经商,进城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由此就从各个方面彻底阻断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道路,为城乡户籍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序曲。

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迁出原户口管理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并强调“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样就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并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市。该条例成为全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此后,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制度日趋完善,城乡分割日趋严重。1962年11月,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人口统计工作会议,提出《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对不同的户口迁移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对农村迁往城市的,“必须严加控制”;对城市迁往农村的,则“一律准予落户,不要限制”;城市之间必要的城市迁移,“应当准许”,但是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要适当控制”。1975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取消了关于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文。到1977年11月1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不仅继续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它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至此,在户口迁移上实行严格控制的城乡分割的户籍迁移制度,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进行管理并在就业、福利、教育等方面差别对待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最终完全确立。

应该说,这种户籍制度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其必然性;而且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对新中国按计划调配劳动力、按计划配给生活资料、控制城市人口盲目增长、维护社会治安等都有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以限制人口迁移和城乡身份世袭为主要特征的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牢固地树立起了壁垒。

在这种壁垒下,首先,户口是一种先赋性世袭身份,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种终身身份。除了考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招工、参军后晋升军官等极少数情况,农民很难改变自己的户籍身份。决定一个人户口身份性质(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的不是其后天努力,而是其出生时父母的户口性质,更确切地说,是其母亲户口的性质。

其次,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所处的境遇、所享受的权利有着巨大差别。例如,城市与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距甚远。仅从城乡消费水平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自1952年至1978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一直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两倍多,三年困难时期城乡差距扩大为三倍。又如,城乡不同身份所享有的福利保障是不同的。在城市,职工享有各种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公费休养与疗养、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等;城市居民还享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就业人口还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总之,城市居民享受着由国家、单位“包下来”的“高福利”。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人口非但享受不到这一切福利,还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身份性支出---农业负担。就青少年来说,城乡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也有着极大差别。再如,城乡人民在就业方面的机遇不同。1956年,劳动部就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要遵守“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尤其是那些环境较好、技术性较强、待遇较高的工种,往往必须从持有本市本镇正式户口者中选择。至于一些流动性较大、繁重而艰苦的工作岗位,户口要求可以放宽,雇请农民户劳力充任合同工、临时工。到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这样,农村劳动力基本被排斥在城市就业大门之外。

总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造就的城乡差别,使城市居民成为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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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身份社会 身份制 权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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