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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社会”的生成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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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分配”密切联系的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与控制。

本文节选自:《“票证社会”及其解体》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届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焦连志

从“再分配”的视角

西方学者研究传统社会主义的学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视为再分配体制,将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再分配经济。这种划分源自于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1P。lanyi)对人类社会中经济体制三种类型的划分,这三种类型是馈赠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泽林尼首次将社会主义经济称为“再分配经济”,此后”再分配经济”被广泛用来指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用“再分配经济”来指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际上突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再分配”特征。在再分配体制中,国家的资源垄断者的地位使得国家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和对经济的整合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再分配”在整个经济运行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使得整个经济运行也打上了国家计划意志的烙印。“勿庸置疑,一定量的再分配存在于所有社会,不论是何种经济中。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再分配是通过福利国家制度完成的。但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构成了经济的整合准则。”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体制的选择既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条件限定的。“再分配经济,说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被迫实行的一种经济制度。在内部经济剩余有限,外部受到资本主义包围从而基本上没有外资输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以高积累、低消费的自我剥夺的方式来完成原始积累。””再分配体制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流通中的作用,对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不论是自下而上的资源提取过程还是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过程都是在国家的指令性行政计划的安排下进行的,都是服从于经济计划的目标,从现代化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新的现代化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在历史起点上的独特之处。正如学者孙立平所指出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这里关注的是再分配体制下的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的“再分配”与计划票证及“票证社会”之间的关系。

与“再分配”密切联系的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买卖双方通过市场中介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过程不同,它是由各级行政机关按照计划机构制定的各种指令性经济计划,依靠纵向的行政化的分配体制,自上而下地来实现对资源进行配置。再分配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中央”指挥之下的纵向网络,产品和剩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再由“中央”沿着纵向的权力关系网络自上而下进行“再分配”。‘国家在这种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使得国家可以按照计划意志来实现资源的提取与投放过程,同时也可以按照经济计划来实现对消费品资源的计划分配。尽管在再分配体制中,国家在资源的提取与资源的配置中都拥有相同的地位和扮演大致相同的角色,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家在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和角色更加突出,使得再分配体制中的“再分配”带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由于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与建国初期大规模的工业化对资本需求的沉重压力,中国再分配体制的运行不论是对资源的提取还是对资源的分配方面都较苏联东欧国家的“再分配”色彩更加浓厚,相关制度也更加地细致和严格。尽管新中国的领导者在相关制度设计之初力图避免苏联“对农民挖得太苦”的情况的出现,但是在实际政策的运行中却较苏联尤甚,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对不仅对整个国民“挖得太苦”,而且因此推动了中国社会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独特社会特征的形成。统购政策将农民的农业剩余拿走集中在国家的手中,同时又采用计划供应的方式来实现基本消费品的“再分配”。计划供应一方面保障人们最低消费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又限制人们的消费,从而压低劳动力成本,并将尽可能多的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资本,以尽可能地扩大再生产。当时国家“发展第一、消费第二”的赶超思想也强化这样一种做法,(尽管实际运行中由于发展目标的挫折而变成了“分配第一、发展第二”)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当时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消费品资源的分配方面的计划供应的方式将消费品供应的对象直接指向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消费品资源的严格分配,并将人们的基本消费也纳入到了国家经济计划的一体化控制之中,国家可以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来确定消费品资源在其中的比重,来安排人们的消费。计划供应在实行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制度化方式,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计划票证制度,通过定量发行各类计划票证,对人们的基本消费品进行定量供应。当然中国之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采取计划供应和计划票证制度跟当时庞大的人口对消费资源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也密切相关。庞大的人口使得个体消费品资源的少量增长都会带来总体上消费品资源的巨大需求。于是在计划票证制度之下,每个人的消费都被计划票证限定在一定可控制和量化的水平上,既保障了人们基本的生存性的生存,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消费,从而实现了国家对消费品分配的计划意志。

再分配体制下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性控制使得国家意志在“再分配”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基本消费品的计划供应既是当时的情势所迫,也是国家的“赶超”意志使然,同时与党的集体主义至上、抛弃个人利益的意识形态要求也密切相关。再分配体制下的“再分配”不仅包括除生产资本以外的剩余,还包括许多的实物收入如住房、各种服务以及福利津贴等,对基本消费品进行计划供应是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再分配体制下“再分配”的一种较为“极端”的形式。中国特殊的国情下的计划供应及作为其制度化和严格化产物的计划票证制度则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强化了再分配体制的运行,使得中国再分配体制产生了许多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特征,并对中国“票证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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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票证社会 分配 体制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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