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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


来源: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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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严重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平等社会,是共产党人发动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更是其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规定和要求的。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终于引起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定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后,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10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各级降低的比例是:一至五级为百分之十,六至八级为百分之六,九至十级为百分之三。”降薪后,行政1级由560元降为504元;2级由505元降为454元;3级由450元降为405元;4级由400元降为360元;5级由360元降为324元;6级由320元降为301元;7级由280元降为263元;8级由250元降为235元;9级由220元降为213·5元;10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别系数,从28∶1变成了25·2∶1。

党政工作人员高低工资之间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而且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10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他们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其他中低级别干部所不能享受到的各种特殊待遇。

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人的做法,制定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具体规定。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是严格地按照等级来划分的。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实行等级制度,拉大工资差距,不能带来毛泽东所期望的效果的一个更重要的例证,就是在干部评级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地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而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固然是不可逆转的一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这实在是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的后果,公开表示置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与高工资、高待遇一旦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社会重新回复到传统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中,进而导致政治渐趋官僚化。对于这种趋势,毛泽东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又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1959年明令降低最高的1-3级党员干部的工资标准,将三级工资合并,降到460元。1960年又下令17级以上党员干部降低工资标准,1-3级再降12%,4级降10%,5级降8%,6级降6%,7级降4%,8级降2%,9-17级降1%。降低后的1-3级工资标准为404·8元,与最低工资标准之比为20·24∶1。

十分明显的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他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蜕化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变得愈发强烈起来。他对苏联党之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他再三提醒说:“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而且后者一定占多数,因此,“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就突出强调了这一观点。公开信在详尽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出现特权阶层高度重视,力图采取措施予以防范。1966年“文革”的发动,固然与党内权力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他所反对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这种官僚特权阶层的代表。“文革”发动之初,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与此也不无关系。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他一度设想过并且推动过的“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根本替代现有分配制度或阻遏等级制负面影响的有效办法。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已经再也无法回到供给制去,毛泽东却还是常常会念供给制的好处,相信“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这样一种困惑与遗憾,到他生命最后一刻都萦绕在脑海之间,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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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供给制 工资制 分配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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