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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到契约: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透视


来源: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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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体制将整个社会构造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在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次。

以伦理为本位的“身份社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20世纪中叶,“伦理身份”被击溃,但取而代之的却不是“契约社会”,而是另一种组织更严密,覆盖面更广泛的“身份社会”——计划体制。与梅因所分析的传统社会不同,这里的个人不是依附于“家族”,而是依附于整个国家。梅因公式的“身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而计划体制的“身份”则取决于国家权力科层的具体级别。

在20世纪,建构的理性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应用条件。两次世界大战在东方造就出强有力的社会权威主体。于是东方国家纷纷以理性设计改造传统社会,以计划经济取代自由交换的经济。政府意识到,要实现富国强民之梦,就必须构建一种“一元中心秩序”,以推行它的经济计划和各项制度安排。但居民个人拥有财产权,是政府贯彻自己意图的最主要的障碍,因为,新政权要改造旧社会,就必须强化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以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如果国家仍然作为一个传统征税者,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于是,政府开始对私人经济进改造,通过“剥夺剥夺者”或通过赎买,政府确立了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所有制,并将财产权纳入政府的行政框架。

计划体制将整个社会构造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在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次。计划经济的运行极端依赖正式的组织和权威,于是,政府将所有的人编入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并固定他们各自的位置和角色。这样,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身份”。例如城里人与乡下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单位与个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而“公”身份享有特权,“私”身份却不被承认或受到歧视。各种“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的权利和义务都是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力。

政府出于计划经济运行的需要,认为仅仅依赖权威和组织还不够,因为这些措施只能在“客观”上消灭契约的根源,它们还不能在“主观”上根除契约观念。如果没有“主观”上的“计划人”,仅仅依赖权威和命令来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无疑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为了塑造“计划人”,政府确立了一种常规性的训导制度,政府在其中扮演“训导者”的角色。无私、奉献、守纪和爱国等是向人们灌输的主要内容。但是,重塑“人性”注定主要失败的,这是计划经济终结的最深层的根源。比较而言,由计划设定的“身份”要比依伦理而定的“身份”更依赖于“人性”的改造。

历史和传统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伦理身份”以及相应的文化要素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计划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其既有的特权。双重身份相互渗透、相互叠加,为中国制度变迁构筑了一道难以愈越的屏障。

三、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及其路径

从目标上来看,制度变迁就是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在当前,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课题,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乃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市场化的改革就是一个主体间的契约关系逐步普遍化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

但是,契约不是一种纯技术上的工具。如果不能成功地塑造出一种相应的契约伦理和契约文化,以契约化为目标的制度转型是不会成功的。

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的契约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传统,作为一种重要的契约资源为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上帝的虔诚和信赖是他们的道德观念的重要来源。在神圣上帝的观念下,派生出两种观念:一是君臣父子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二是上帝对每个人都公道。经过近千年的基督教化,个人人格平等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在经济交往中,从事交易各方同为“上帝”的选民,因而应当一视同仁。恪守信义、履行契约被诠释成响应“神的召唤”。这种对“上帝”的信念逐步演化为一种契约精神,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契约的绩效。

从身份到契约,在西方表现为一个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然而,在中国,这一运动更多地表现为传统的根本性转向。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些道德资源是服务于“礼治”秩序的,对于横向的契约秩序而言,在这些道德资源中,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为数甚少。契约化的实质不是引进和套用某种有形的框架,而是让经济和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无形的文化规则。我们可以在短期构建形式上的契约关系,也可以毫不费劲地移植某些契约条款和法规,但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培植出一种与这些契约形式、条款相适应的契约文化。现成的规则可以引进和模仿,但却无法引进这些规则的绩效,也无法模仿出制度上的艺术。中国社会契约伦理的短缺,是不能依靠大量“批发”和引进行为规范的方式来弥补的。

契约文化的形成,在总体上是一种无意识的适应和演化的产物。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倡导和评价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要促进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化进程,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在人文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契约责任感和塑造诚信守约的精神。一方面,需要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规范进行“创造性地改造”,逐渐赋予传统道德以新的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需要培养法治的精神,倡导具有普遍主义逻辑的行为范式。我们不再可能指望经历长期的宗教生活去重新构造人们的心灵,但是,人们会从契约实践中得到领悟和启示,人们一旦认识到维护合作,履行契约所带来的利益时,人们会选择合作和履约。在契约关系上,理性和道德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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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身份 契约 制度 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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