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士兵的遭遇使全体逃亡者为之悚然——如果连偷也行不通的话，他们岂不只有活活饿死吗？

后来有人提议，与其这样偷偷摸摸，不如痛痛快快地去抢。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这天凌晨3点多钟，20多人每人弄了一根树棍作武器，冲进了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

抢劫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他们悄悄潜入庄内，分成三五人一组，前去砸百姓的门。但刚将几户人家的门砸开，村子的另一头便响起急促的锣声，并有人高喊:“土匪进庄了！”转眼间便有二三十条汉子呐喊着扑过来。他们有的拎着铡刀，有的握着长矛，有的拿着土枪，领头的手里竟拎着一支二十响的“德国造”。

武藤见势不妙，立即下令撤退。那帮汉子也不追赶，只是向他们乱放枪。一个士兵当即被打倒，还有两个士兵中了土枪的霰弹，其余人赶紧背起伤员，慌不择路，在野地里狂奔。

躲进山林后，那个被手枪击中的士兵便咽了气。两个中了土枪的士兵，一个伤在背上，一个伤了屁股，伤口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嚎叫着要自杀。

这次抢劫失败后，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活下去，他们采野果挖野菜充饥。

为了能回国，他们每天夜晚坚持向东前进。

两名被土枪打中的士兵，枪伤发炎，化浓溃烂，不能行走，赶路时要别人抬着。一天，当大家都去寻找食物时，两人用一把剃刀先后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自杀--他们不愿拖累自己的同伴。

当大家赶回来时，两个自杀者的尸体已经发僵，脖颈刀口处流出的污血染黑了他们的衬衣和身下的土地。他们的脸上凝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表情，瞪着无光的双眼，大张着嘴，手中紧紧地攥着野草。他们没留下一行字、一句话，就这么死了。

士兵们明白他们自杀的用意，面对同伴的惨相，不少人哭泣失声。

他们含悲掩埋了同伴的尸体，继续东进。但在走到繁昌一带时，他们迷了路。由于地形复杂，他们转来转去，仍在那一带徘徊。

后来，他们遇到一个采药的农民。武藤叫一个中国话讲得稍好的士兵，勉强向药农说明了情况。并求他与附近村里的人交涉，说他们愿意靠“苦力的干活，挣点吃的”。药农见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生了同情心，答应先下山为他们说说看。

半日后，那位药农回来说，山下一个村里的百姓愿意让他们打短工，管吃不给钱。

这已经是天大的喜讯了。只要人身安全有保障，而又有饭吃，即使是再苦的话，他们也乐意去干。

入秋的农村，活计很多。特别是山里的农民，更加繁忙。他们帮人家收割庄稼，拉犁耕地，上山打柴……以此来换取暂时的温饱。他们在这个山村度过了一个秋天。

秋后，农民们不再需要帮工，而他们也想重踏归途，便离开了那个村庄。由于他们干活卖力，和东家有了感情，临行时，农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还给了他们几床破棉絮，以备夜宿时御寒，并将他们送出村子很远。

这时，他们已完全象逃荒的难民，不再引起百姓的注意。

吃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时已秋末，夜晚寒气袭人，住宿又成了一大困难。为安全起见，他们不敢到百姓家投宿。一到天黑，他们只有到沿途破庙空房或村头的草垛里过夜。如果连这样的去处也找不到，他们便在塘埂或山坡下挤缩在一起，熬过一个寒冷的夜晚。

但是，尽管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他们仍未逃脱做战俘的命运。

当他们走到南京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他们行迹可疑，便将他们抓去审问。当弄清了他们的身份后，便将他们送进了南京日俘集中营。

南京的逃亡者中，有几个比武藤等人的结局要坏得多。

8月下旬，日本第六军第三十四师团的5名士兵从浦镇逃出， 第二天就受到对日军怀着满腔仇恨的百姓的拦击。4名士兵被当场打死，剩下的一名士兵逃到山里躲藏起来，过了一年多的野人生活，直到翌年11月才被人发现，送交南京国防部遣返机关。当时南京的日俘日侨已遣送完毕，该机关只得发给衣物，将其送往上海，同那里的日本人一起遣送回国。

日本投降以后，驻华日军中除了不断有数人至数十人的官兵结伴逃亡之外，甚至发生过整个部队脱离建制集体逃亡的事件。驻华南某地第一0四师团所属第一三七、一六一两个联队，焚毁军旗之后，集体流窜于粤东的海丰、博罗一带；在东北，第一二五坦克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集合该师团残部及其他部队的溃散官兵共6000余人，逃入老爷岭山脉南端的林子头附近；活动于海防、四平一带的日军北满游击支队之一部，在军官的带领下，逃入通化山区；而30000多关东军在富永中将的带领下，逃入蒙江、临江、长白、抚松一带山区，大概算是日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