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拉出去后，贾陶用携带的电台发报给师部报称该部迷失方向，失去联络；建议越过津浦线，由微山湖西侧向山东开进。方叔洪师长回电表示同意。本来按此路线深入敌后，既合法又可摆脱控制，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开辟抗日局面。但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时任中原特派员项乃光顽固坚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贪生怕死，面对强敌不敢深入敌后，而是以向上级党组织请示为名，决定把队伍拉到津浦线以西的安徽蒙城，坐等他去新四军请示。谁知他一去竟逗留8天之久，结果贻误了军机。

在此期间，于学忠查明情况，宣布贾陶等人“叛变”，下令“讨伐”。苏鲁战区参谋长王静轩率干训队，114师340旅旅长张福禄率679团相继来到阜阳，奉于学忠之命“讨伐”贾陶部。王静轩召集所部和桂系军队、皖北地方部队开会，调动兵力，构成半包围圈，准备武力解决。

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得知贾陶率部起义后，于1939年14日作出紧急指示:(1)关于51军114师残余部队已实际脱离师部，独立在敌后打游击为有利，地区在津浦路东为好，望动员同志尽可能作到这一着，但不要宣布，只说无法找到师部，即独立打游击。(2)如确定打游击，即须找一适当地点休息整顿，并扩充、补充加强党的组织与工作，团结内部，新四军与党亦须派人前去帮助。(3)望根据当时的情况，参照河北吕正操的经验办法，在可能时，新四军也可派一个支队并带一批干部一同到津浦路去行动。①（①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507-508页；）

刘少奇代表中原局所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参照河北吕正操的经验，到津浦路以东独立自主地发展，远离国民党统治区，使国民党鞭长莫及，失去对贾陶部的控制，又能得到党和新四军领导和支援，那是大有可为的。但由于项乃光往返逗留8天之久，贻误了军机，造成国民党军队抢先下手，已对贾陶部形成包围之势，形势十分危急。

在王静轩调兵遣将之时，王的勤务兵李某把王预定在当天午夜12点出兵“讨伐”贾陶部的消息偷偷告诉了卫士班长、共产党员阎振兴。阎焦急万分，到蒙城报信已来不及，他急中生智，立即动员王静轩的外甥宫文卿，一同去作王的工作，请示他改武力解决为和平解决。

阎说:“王老师，我相信贾副旅长不会叛变，这是汉奸特务造谣，挑拨51军内部的团结，破坏中央对51军的信任。王老师不能听信谣言，对自己的部队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中央早就怀疑51军里有共产党，但没有事实，现在我们自己喊叫有共产党，互相打起来，这不给自己脸上抹黑吗？王老师想一想，贾副旅长是张(学良)副司令培植提拔的，是忠于东北军、忠于张副司令的，怎么会背叛东北军。如不细查，枪声一响，血染蒙城，影响之坏，遍及全国。广西部队、地方团队正好乘机拣便宜，补充他们的实力。因此，他们是喜欢武力解决的。王老师需要三思而行！”这席话打动了王静轩，转而问阎如何解决？阎说:“最好和平解决。王老师写封亲笔信，派一可靠的人到蒙城去见贾副旅长，一面了解真情，另一面命令贾副旅长前来见你，让他说明不去山东的原因，如他来阜阳，说明他没有异心，如不来，再用武力解决也不迟。”宫文卿也帮着说话:“不能听信谣言，最好和平解决。”①王静轩深以为然，于是下令部队暂缓出发，派679团9连长鲁保瑗持信前往蒙城，贾陶来到了阜阳，面见王静轩，陈述了部队行军作战时失去联系，由他收容起来，但大部队已远去，不得已撤回路西，且事先请示了方师长，方回电同意的经过。接着，贾陶把方叔洪回电交给王静轩审阅，王静轩见贾陶所述句句属实，这才点头认可，消除了误会。（① 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509页。）

可是，王静轩手下一些人却抓住不放，频频进谗言，主张逮捕枪决贾陶、阎振兴。宫文卿再向王静轩进言说:“贾副旅长奉命前来，光明磊落，如借机谋杀，太不仁不义了，名声不好，影响部队团结。如信不着，让他辞职，到别的部队去抗日好了。”②王静轩请示于学忠后，决定和平解决，宣布贾陶等人不是“叛变”，拉出来的队伍不是“叛军”，贾陶等人去职，并保证其安全。（② 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509页。）

这时，中共中央来了指示:为照顾统一战线关系，拉出来的队伍交回51军，已暴露的干部和党员撤出。在中共中央指示下，贾陶等百余人撤出，部队归还51军。这几乎是中共51军工委的全部及大部分秘密党员，仅留下解方、王再天等少数未暴露的党员随51军开往山东。

贾陶举义事件使51军向鲁南挺进的部署错乱，在客观上影响了友军的抗日行动。更令人遗憾的是，将我党经过艰苦斗争，在国民党军队里占据有雄厚力量的阵地由于轻率地拉出来而被轻易地丢掉了，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痛心的，对我们党来说是个严重损失。 ①（ ①参见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