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没有躲过保安总队的眼睛，在贾陶、解方等军官的百倍警惕下，保安总队的军警们早已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听令出击。1931年11月8日，恰逢张学良三弟张学曾在天津英租界举行婚礼，日军便选择这天发动暴乱。但是，贾陶、解方等保安总队负责人早有察觉，所以没有参加张学曾的婚礼，他们一方面上报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2军军长王树常，建议采取紧急措施预作平暴准备，同时故意向日租界提出照会，要求引渡便衣队头目李际春、张璧等人。以此先发制人，“打草惊蛇”，打乱日本人的暴乱计划，从而便于我军集中兵力粉碎暴乱。另一方面，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突然于11月8日17时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此举实出日军意料之外，打乱了日军企图把大部分便衣队事先潜入市区里应外合的部署。

1931年11月8日22点30分，天津日军驱动便衣队1000余人由日租界冲出至华界，袭击公安局，企图在得手后占领省府、市府和军部，并乘乱挟持溥仪出天津。孙铭久、贾陶、解方等人分别率领保安队进行有效地抵抗，终将敌打退。一举平息了日军一手制造的天津“一一·八”暴乱。此后到11月29日，日军和便衣队又先后发动6次进攻，均被我保安队军警粉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关里遇到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制止了“九·一八”事变在华北的重演。

贾陶在天津期间，经常与进步人士接触。他的好友孙东垣生活无着，孙的一家三口人就由他出资养活。孙东垣当时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贾陶还为中共地下党员佟英翘提供一切生活费用。当时，贾陶和夫人阎闾新婚不久，他的工资收入本来不多，又分出一部分接济友人，生活十分窘迫。阎闾后来回忆说:“为此，我这个老婆他也养不起，只好回娘家长期住。”①贾陶经常与孙东垣、佟英翘等人促膝谈心，逐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思想进步也比较快。贾陶还曾在天津会晤了著名爱国人士苗勃然(后为中共地下党员)。这次会面为他后来寻找和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① 阎闾回忆，未刊稿。）

1934年，贾陶准备报考陆军大学，以便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将来到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是年冬，他到南京参加陆军大学招生考试，考试成绩全部甲级，理应录取。但在体检时，当局以血压高为由借故不予录取。其实，河北省只分到一个名额，陆军大学又是为国民党军队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当局对贾陶思想左倾和坚决要求抗日的立场早有所闻，自然放心不下，于是录取了一个他们认为“合格”的军官。1935年春，贾陶由南京回来，正值蒋介石政府大唱“中日亲善”，“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6月，《何梅协定》签字。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撤离河北省和平、津两市，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到保定。贾陶愤慨不已，遂辞职去武汉，投奔解方。

解方当时主持东北军第51军驻武汉办事处。该办事处设在金城大楼上，只有解方一个人，贾陶就住在办事处。贾陶想入东北军作战部队觅职，未果。后由东北同乡、国民党武汉行营机要组副组长兼第一科科长陈旭东(铁岭人)举荐入武汉行营任中校参谋。

在武汉，贾陶经常和要求抗日、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如孙铭久、解方等人交谈，他们还接触了一些参加过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军官，深感东北军要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只有停止内战，和红军联合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间，解方曾作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代表，利用向张学良汇报的机会，明确反映了他们的这一想法。张学良对解方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①解方把张学良的意图告诉了贾陶，他们对张寄予了希望，盼望他早日结束“剿共”，率东北军抗日。不久，蒋介石下令设立西北“剿匪”总部，驻地西安，任命张学良为代理总司令，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围剿”红军。贾陶也随之移驻西安，任西北“剿总”第二科中校参谋。（①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159页。）

1935年底，解方受于学忠委派去两广考察民团，路经西安时去看望贾陶，二人谈论中认为张学良离开武汉之前所作的诺言，并未兑现，反而继续执行蒋介石驱使东北军打内战的旨意，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学习了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一系列抗日主张，越发拥护和向往共产党。于是，贾陶提出寻找中共地下党的想法，并说:“真巧，我们过去在天津时谈过话的苗勃然同志已经来到西安了，我们找他谈谈吧！ ①贾陶和解方在西安东关一位姓张的军官家里见到了苗勃然。（①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61-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