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勃然是张学良的好友，又是张学良机要参谋孙铭久(1936年9月改任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的同乡好友和亲属。苗勃然在来西安之前，已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西安开展东北军党的地下工作(后受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苗向贾陶、解方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抗日就不能打内战，就必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他还指出，东北青年特别是东北的青年军官应该迅速觉悟，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担负起抗日复土的重担。推动张学良觉悟过来最好，不然的话就联合有抗日主张的人，联合红军坚决走抗日救亡的道路！苗勃然的这番话，恰恰说到了两位爱国军官的心里去了。贾陶、解方当即向苗勃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亡而战！

此后，贾陶和解方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公开身份掩护苗勃然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保证了苗勃然等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还遵照党的指示，分头串连一些有抗日愿望的东北军军官，采取公开和秘密方式进行各种活动，宣传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才能打回老家去的正确主张，通过各种形式启发官兵的怀乡思亲之情。贾陶在宣传鼓动过程中，常常慷慨陈词，犹如一门填满抗日复仇火药的“迫击炮”，颇有鼓动性，引起东北军官兵的注意，收效甚大。他在东北军青年军官中以思想激进、力主抗日著称。

张学良在陕北“围剿”红军，一开始就被红军歼灭了近3个师，给张以沉重的打击。而蒋介石却乘机撤销了被消灭的东北军部队番号，不许重建部队，还减发了军饷，张学良对蒋消除异己、削弱东北军的手段感到寒心和不满。特别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厌倦内战，要求抗日复土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都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6年4月，张学良最后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在延安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正式谈判，达成东北军和红军互不侵犯的协议。之后，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力主联合抗日。这就基本上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早在1936年初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同年4、5月间，又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团结改造东北军、壮大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投身抗日为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张学良在西安以南的长安县王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力量，以改造东北军。军训团首先开办的是干部连，作为训练团的骨干，带动全团。贾陶和解方、万毅、栗又文等人参加了干部连受训。干部连学员全部是张学良亲自挑选的，条件很严，即忠于张学良的，坚决抗日，廉洁奉公，无不良恶习的。全连共120人，于1936年6月15日开学。

此前的1936年4月，苗勃然会见了贾陶、解方，通知二人已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三人又一同到西安东大街一家旅馆，会见了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刘澜波，研究了党组织在王曲军训团干部连开展工作的问题。遵照中共东北军工委的指示，刘澜波和贾陶、解方等人利用受训机会广交朋友，采取个别谈心，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贾陶被认为是军训团表现最积极，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一天晚上，张学良到干部连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贾陶和其他学员慷慨陈词，一致主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吁请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会场一时口号震天，群情激愤。张学良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说:“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大道，披甲还乡！”

王曲军训团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培养了大批骨干，对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起了关键性作用。贾陶在干部连受训一个月，毕业后即于1936年12月被任命为张学良的直属特务团(又称卫队团)中校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驻地西安。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张学良除开办王曲军训团外，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吸收主张联共抗日、对张忠实的人参加，作为准备抗日复土的核心。1936年9月中旬，抗日同志会在西安张公馆会客厅正式成立，张学良自任会长，所有入会人员必须经张亲自批准。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多加入几个同志。首批会员只有13人，其中包括刘澜波、贾陶、解方、苗勃然、刘鼎、宋黎等中共地下党员。在此期间，贾陶和党内同志以及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在东北军上、下层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走联共抗日之路以及西安事变的发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