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打响。4月，5l军奉命增援台儿庄的友军，114师在兰陵镇及以西一线占领阵地，防堵日军增援台儿庄。部队刚进入阵地，即遭敌猛烈袭击，我军奋起迎战，战斗异常激烈。贾陶和战友们浴血奋战，后在友军增援下，终于稳住了阵地，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的友军，为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8年5月，徐州会战进入危急关头。5月19日，徐州处于日军包围之中，蒋介石慌忙下令全线突围。51军从台儿庄前线撤退时，114师担负掩护任务。但是，徐州突围混乱已极，兵败如山倒，有些军官换上便衣，丢下部队逃命。各路大军漫山遍野，溃不成军。51军夺路突围，边打边撤，也损失了不少部队，只有中共地下党员率领的部队建制完整，有的还沿途收容散兵，使建制成倍扩大。贾陶率部奋勇突围后，部队伤亡很大。但他把342旅被打散的部队收拢带出，还收容了340旅某部队和其它溃散的部队，在胜利完成突围和掩护撤退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部队损失，使51军在徐州突围中的损失远比其它友军为少，还掩护和收容了其他友军，立有战功，因此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令嘉奖。不难看出，51军在徐州会战和突围中的突出作用，一定程度上是靠军内共产党组织的努力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所致，又是靠共产党员的鲜血换取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徐州会战结束，51军的共产党员伤亡达百数十人。

贾陶在抗战中勇敢，机智，坚决，指挥作战有方，掌握部队有力，特别是徐州会战突围时表现出的非凡能力，深受51军于学忠军长的倚重，准备提升他为114师参谋长。贾陶并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之得失，他考虑到升任师参谋长会失去直接指挥部队的机会，对党的兵运工作十分不利。因而他放弃了个人升官的机会，向于学忠表示谢绝提升，仍留任342旅副旅长，使中共51军工委继续安全地隐蔽在贾陶旅。

1938年8月，贾陶旅随同51军参加了“保卫大武汉”战役中的商城战斗和六安战斗。其后受命调赴大别山休整。这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在敌后增设了冀察、苏鲁两个战区，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率东北军51军、57军入鲁。为了保证51军顺利到达山东，深入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中共51军工委在114师驻地唐家汇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工委书记王西萍，军工委委员贾陶、刘培植，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以中共中原局特派员身份参加会议，到会的还有部分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等。会议决定，当前任务是巩固部队，保证51军向苏鲁敌后挺进，顺利到达山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39年3月，51军由大别山出发，通过津浦线时，遭到日军1个旅团拦截，114师担任全军掩护任务，首先在宿县南顾正桥附近打了一仗，越过津浦线后，又在灵壁、大店与日军遭遇。新上任的114师师长方叔洪部署所属部队，死拼硬顶，部队伤亡很大。日军紧追不舍，114师在浍塘沟仍是死拼硬顶，部队伤亡急剧增加，大批伤员无法安置，遗留枪支弹药无法携带。贾陶审时度势，建议方师长改变死拼硬顶战术，机动作战，运用小部队迂回侧后，减轻正面防御压力。师长方叔洪没有接受，仍是老一套战法。结果老是被动挨打，伤亡增加。贾陶又建议，114师掩护任务已完成，现在日军紧迫不舍，不如暂回津浦线西，待机行动。方叔洪表示同意，发电请示于学忠，复电不准。日军压力有增无减，部队在消耗战中蹒跚前进。终于导致贾陶率部举义事件的发生。

先是，以贾陶亲戚名义住在342旅的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曾与王西萍、贾陶一起研究，认为这种单纯拼消耗的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应将党影响下的部队拉出去，开辟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到114师工兵营征求于维哲营长(中共地下党员)的意见，于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决定拉队伍，军工委分别下了通知，作了动员，选择了路线，规定了联络信号。预定当晚分别拉出来，到杨集合，因当晚与师部行军路线一致，没有行动。第二天按预定计划拉出部队，计有师工兵营、师新兵营、师战时服务团师配属342旅旅部的电台、342旅684团一部，枪支弹药齐全，共1500余人，由342旅副旅长贾陶统一指挥。部队拉到津浦线附近，立即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尔后越过津浦线西行，到达宿县南罗集一带。这就是贾陶率部举义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