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摘】

贝尔纳特·坎普夫和约翰·苏尔谢 序言

1937年12月9日这天，阿尔伯特·史怀哲从岚巴瑞给身在日内瓦①的E.H.冯·查尔纳·冯·梅森贝格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如此友好，作为专家，您表示愿意为我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进行仔细的审校，您在打印稿中进行修改，加入批注，好让我这样的外行能够明白我在哪里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我亲爱的朋友温特尼茨教授帮我完成了关于印度思想家的研究的审校工作。我将从哲学一般的问题出发来展示东方哲学，二十多年来一直尽我所能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然而对我来说，如果能有一位专家在即将出版之前将书稿通读一遍，无疑会令我更加放心。他们为我做这样的事情，我非常感谢。我相信，从哲学自身的出发点开始展示中国哲学（它比之印度哲学要重要得多）是非常必要的。

“寄给您的这封信比我预想的迟了一些。我还要将论述中国思想史的开端，也即孔子以前的部分的第一章节（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再重新修改一下。刚开始担心这部分研究的篇幅会过于冗长，结果却反而略显不足，于是我需要重新再来。其中我将涉及一些中国思想的代表性问题。到您拿到书稿，大约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我会将它们打印整齐，并留下足够的行距，以便您可以很舒适地在行之间或页边上写下您的意见。第一份手稿诞生于1920年，这期间我至少做过两次根本性的修改。②我还要感谢亲爱的魏礼贤③，我和他相识于1921年，我非常地钦佩他。④

“今天我来信的目的是有一些关于文献方面的问题。我这里远离任何图书馆，所以需要一些相关的信息……⑤

……我觉得中国的哲学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同时我想从哲学和哲学问题出发来阐述它，好让哲学系的教师和学生们可以比以往更好地了解它⑥。即使是哈克曼的有趣的阐述⑦也未能将这些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一一加以详释。在哈克曼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我和他曾保持书信联系。他非常友好地给了我很多关于中国佛教方面的建议。”

这里应该还引用了另外一封同年（1937年6月29日）写给布拉格的奥斯卡·克劳斯教授的信的内容。⑧

“……在这些晚上（我时常还会工作到夜里），我在进行着我的哲学工作。完全不在乎这本书会有多厚，我只是试图从对世界和生命的肯定以及伦理的问题出发，给出人类思想发展进程的概要。现在我正好完成了有关中国思想家的章节，为此我已经研究了多年，并且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我对此毫不后悔，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很多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存在于古典时期，而且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宋代直至18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潮流:一是道家的消极遁世的神秘主义，另外一个是孔孟的自然主义伦理学。这两大潮流在中国思想史上并存发展，直至今日。试着来综合一下，两大潮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首先是深邃的自然伦理思想，而这一思想在欧洲思想史上却显得十分不足。无论如何我是在享受着它们。当然，这本书如果写成会很厚，但我并不介意，至少现在不会。因为我正在为自己书写一本人类思想进程的巨著。”

尽管在这些信中都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思想的高度评价以及他非常明确的要将这一研究出版的意图，然而书稿却始终没有真正付梓（除了在史怀哲死后，该书稿的1939/1940年手稿于1972年在奥斯陆出版过一个挪威语的节选本外）。相反，史怀哲却把他自己并不十分看重的有着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基本倾向的印度思想的手稿完成了，并使得该书于1935年得以出版。对于《中国思想史》一书的未出版，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原因:也许史怀哲认为英国读者会对印度思想史更感兴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史怀哲本人觉得自己对于中国思想的本质和历史还所知有限，不能轻率地出版这方面的专著。此前对于中国思想，史怀哲只是在前面提及的《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基督教和世界宗教》（1922/1923年出版）以及其他的报告、《文化和伦理》（1923年）一书中或稍稍提及，或做简要概述，或仅引用只言片语。而在他1931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人生和思想》和关于他1918~1921年对世界宗教研究的简短报告中也只是隐约地表达了有关中国思想史章节的内容。这个与本书相比显得格外简短的1920年的关于中国的章节在当时也没有出版，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史怀哲收回了相关的章节（《世界宗教的文化和伦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史怀哲于1921年6月27日写给拿坦·索德布隆的信中表示，这个章节应该可以完全去掉。

关于史怀哲本人的意图，究竟是不是要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有着不同的意见。1962年4月24日，他在给古斯塔夫·渥依特和罗伯特·明德的信中写道:“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我的巨著‘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这是我在二战期间⑨创作的《印度伟大的思想家》的姊妹篇。在创作中我无比快乐，但是由于某些章节我实在无法定稿，所以它就无法最终问世，永远只是为了我个人的教益和消遣而书写的……如果没有出现核武器事件，也许手稿的各章节早已经有了它们最终的形式。然而我感到了一种义务，我感到这是世界的精神权威的一部分，而且我必须在这样的斗争中使用它。这既源于我对这属于我的义务的信念，也因为我知道爱因斯坦信任我，并且他在临终前⑩致朋友们的一封信中表达了相应的愿望……

“我非常遗憾我未能完成我的手稿。然而老康德早就说过‘超于一切的义务’……”

此外史怀哲曾经还向阿里·希尔瓦（在岚巴瑞时的一位女同事，按照她对出版者的陈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关于中国的这本书他是为他自己而写的，然而书稿并没有最终确定，至于这个“没有最终确定”11是指书稿在形式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出版的要求，还是指内容的组织和素材的分析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