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份契式都不云“婚书”，“买养男契”是“托中”出卖，身价银为“酬劳银”，“买养女契”则是“托媒某人氏，引就某宅卖为养女”。

清代的《吴逆取亡录》与《清稗类钞》两书都收录了楚雄府知府冯苏卖身平西王吴三桂的卖身投靠文书，但两书所录文字却略有差异。

立卖身文（《吴逆取亡录》作“婚”）书楚雄府知府（楚字以下五字《清稗类钞》无）冯苏，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

卖身人冯苏（“卖”以下五字，《吴逆取亡录》无）

两本书引用同一史料，《清稗类钞》写作“卖身文书”，《吴逆取亡录》写作“卖身婚书”，说明当时的人也是混用这两个概念。仁井田陞在《明清時代の人賣及人質文書の研究》一文介绍了这一文字上的差异（《史学雑志》第46编614頁）。徽州文书中也有卖身投靠文书称为“婚书”的实例，例如，《万历三十七年祁门县洪三元等卖身婚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第553~554页）就是全家三口卖身投靠文书。

由此可知，当时卖身文书分成两种形式，一种称为“婚书”，一种则称为“买（卖）契”。牙人或称“中人”，或称“媒人”。

那么，明代以前的卖身文书是否冠之以婚书的名目呢？下面是两份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卖身文书。

唐开元二十年（732年）高昌田元瑜卖婢市券《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第204页。

开元贰拾年捌月日，得田元瑜牒称:“今将胡婢绿珠年拾叁岁，于西州市出卖与女妇薛十五娘，得大练肆拾疋。今保见集，谨连元券如前，请改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状同，问口承贱不虚。又责得保人陈希演等五人，款保上件人婢不是寒良詃诱等色。如后虚妄，主保当罪。勘责既同，依给买人市券。

练主

用州印婢主田元瑜

胡婢绿珠年十三

保人瀚海军别奏上柱国陈希演生卌二

丙子年（916年）敦煌王阿吴卖儿契《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第32册，第99页。

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为缘夫主早亡，男女碎〔岁〕小，无人求〔救〕济，供急〔给〕依〔衣〕食，债负深圹〔广〕。今将福〔腹〕生儿庆德，柒岁，时丙子年正月廿五日，立契出卖与洪闰乡百姓令狐信通，断作时价干湿共叁拾石。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玄〔悬〕欠。其儿庆德自出卖与〔以〕后，永世一任令狐进通家□□家仆，不许别人论理。其物所买儿斛斗，亦□□。或有恩敕〔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恐后无凭，故立此契，用为后验。

这两份卖身文书，特别是《王阿吴卖儿契》，从内容上来看，与明清时代的卖身契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田元瑜卖婢市券》的仲买牙人称为“保人”和“见人”，不称“媒人”。不过，敦煌文书中有典卖亲生儿子的契约中称典主为“亲家翁”的说法。例如《乙未年（935年？）敦煌赵僧子典儿契》《敦煌宝藏》第132册，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