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萨克斯和杨小凯合作的那篇关于宪政的文章我们杂志也登了，我们都很尊重小凯。但就像小鲁说的，他拿许多概念性的东西在套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宪政，中国没有自由选举，所以说中国不好。我觉得过于意识形态了，这是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的毛病。

王小鲁:其实刚刚姚洋讲到国家在经济中间的角色，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探索。

刚才我们讲叶利钦的政府做了违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而在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深层的改革，过去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模式没有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的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但也不说明问题都解决了。

姚洋:我最近在想，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府能比较中性，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

王小鲁:我觉得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基于一个正确的判断，推出一个不大准确的结论。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政府可能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判断没错，但结论是政府越小越好，是不是小到零最好？我们不可能没有政府，有很多事情是要依靠政府做的，怎么叫越小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并不是越小越好，减少政府过多的干预是好的，但是政府的必要工作还得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到底多小最好，而在于政府做的事情能不能反映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而关于这点我们看到的事实和过去的理论模式不一定吻合，不是说因为是老百姓投票选了你，你做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对的，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多种多样，现在没有一个惟一对的、惟一好的模式，民主同样如此。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我并不认为现在这样最好，不需要改了。我们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意味这样一个有待进一步改革的政府不能做出有利于老百姓的选择。我想我们以后的改革可以从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借鉴许多东西。没有所谓的惟一选择，我们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我们知道总的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一定哪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终极目标，因为你还得检验你的改革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通过这样的检验来取得我们今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