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左至右)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在毛泽东遗体前合影(1976年9月12日凌晨)

犹如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毛远新从空军部队又回到了哈军王，在学院率先组织了“红色造反团”。有毛远新的特殊政治背景，造反团的势力迅速扩大，校外许多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傍上了毛远新，不久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组成了规模极大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毛远新成为头头。

1967年5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手指示他要多留意辽宁“文化大革命”的进展。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散发。这样，毛远新的政治影响更大了。不久，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年仅27岁的毛远新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区政委等要职。

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毛远新，在197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中，为了配合江青一伙向周恩来发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交白卷”反潮流事件，将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当成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块”砸向周恩来林彪事件后的纠左势力。毛远新的这一举动深得江青的赏识。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业已升任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第一书记的毛远新，与江青一伙紧密配合，在华北农大搬迁等事情中，将暗算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毛远新还别出心裁地在辽宁搞了一个“哈尔套赶大集”的经验，以此颂扬“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持续了两年多，给农村经济和党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

毛远新的一系列“惊人之举”，给自己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里面的关键是毛泽东对于他的那些做法予以了肯定，作出这样的结论：“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无疑成为罩在毛远新身上熠熠闪亮的光环。

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然非毛远新莫属。从此，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