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爷爷的资料。通过采访爷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爷爷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爷爷的革命经历,并对爷爷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爷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爷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爷爷的“罪行”。
在爷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北京跑去的造反派们到处煽风点火,召开“声讨”大会,砸烂了爷爷旧居的牌子……
打击不仅来自外面,还来自家里。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爷爷身边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从这些工作人员下手,给他们开会,给他们施压:要他们贴爷爷的大字报,公开表态和爷爷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进行组织处理。
这伙人说到做到。1967年,他们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和卫士长郭仁等送进了“学习班”,后来又转入江西晋先“五七干校”。不久,阎志远秘书被下放到了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先后被调走……
后来,爷爷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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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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