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习气导致了孙中山的历史局限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生前的是是非非也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事实上，除了革命史的视野之外，观察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即真正的历史学的视野。就此问题，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此为三篇系列访谈之二，之一为《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

访谈嘉宾：马勇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孙中山身边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凤凰评论《高见》：我们现在都知道，孙中山在美国的时候加入了洪门，职位是洪棍，而且他入了美国国籍。从孙中山的革命经历来看，洪门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前我们说到，他组建中华革命党，加入者要按手印，宣誓对他个人效忠。应该说，这是明显的会党做派。张耀杰认为，一般而言，革命党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搞政治暗杀，但是，只有陈其美和孙中山掌权了之后，还在搞政治暗杀。显然，这是恶劣的行为。在你看来，会党习气对于孙中山有哪些负面影响？

马勇：他哥哥孙眉的资产很大了，希望他好好学习，帮他经营农庄，把生意做大。孙中山没有这样做，和洪门建立了很深的关系，职务也在不断的爬升。姜义华研究过孙中山的阅读史，其实孙中山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对西方的东西只懂得一些皮毛，没有真正进入到西方理论体系当中。但是，他对会党的操作很熟悉。

这几个革命领袖，孙中山、宋教仁、黄兴、陶成章、蔡元培都一样，每个人都是在操作一拨会党。黄兴在湖南，华英会下边一大批会党都是他的，戊戌的时候也是会党这拨人在搞。宋教仁在日本的时候，仍然在操纵着东三省的马帮，马帮也是会党，也是底层，一直到的后来座山雕，都是一系下来的。国民党写的历史中，对会党在中国革命里的意义，从正面给予了很充分的表达。它表现了一个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对死亡的无畏。但问题在于，夺权的时候，流氓一下是可以的，夺权后再用会党做派就不对了。夺权之后我们看到，孙中山的知识背景还是不行。1912年，孙中山被邀请到北方来，他在北京的活动，以及和袁世凯的对话在报纸上记录很多，高低可以看得很明白。

孙中山不像蒋介石，蒋介石遇到了宋美龄，遇到了一个稳定的国民党时代，身边有一拨高级知识分子，像王世杰这一拨人。孙中山一直到死，身边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跟着他的人，就胡汉民、汪精卫了。这些人的知识结构怎么能和后来的罗家伦、王世杰比呢？所以到了1915年，二次革命结束之后，他要重建中华革命党。他要建一个现代的洪门，那个做法一点都不隐讳，得按手印，得对他个人宣誓效忠，洪门、青帮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孙中山这个中华革命党，是典型的会党体制，不是现代政党，甚至也不是同盟会的延续。这主要是由于孙中山没有从江湖习气、会党习气中解脱出来。这当然是历史局限了。

凤凰评论《高见》：陈炯明的后人一直在为陈炯明翻案，当两个人闹矛盾的时候，孙中山曾经威胁过陈炯明。

马勇：章太炎大概是1927年给陈炯明《中国统一论》写过一个序言，批评孙中山，表彰陈炯明。在他们的冲突上，章太炎选择站在陈炯明一边。实际上，陈炯明和孙中山不是一路人。陈炯明也有他的机会主义。本来陈炯明是通过选举当选广东省咨议局的议员，不是革命走上来的。等到民国建立之后，广东被革命党控制了，胡汉民是广东都督，陈炯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转向革命，之后做了副都督，后来再升上去。因为胡汉民对孙中山一直很推崇，自认为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在这种背景下，陈炯明当然想和孙中山合作。

《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蔡鄂和梁启超的军政院在袁世凯死掉之后，就宣布结束了，护国战争就结束了。结果南方来个护法战争，折腾来折腾去，西南的陆荣廷、唐继尧这些人，纠合到一起后来把孙中山挤走了。被挤走了之后孙中山也没办法了，这时候只有陈炯明对他好一些。但是后来，孙中山在理念上跟陈炯明冲突很大，因为陈炯明是一个立宪主义者，如果一定在广东搞革命的话，陈炯明当然不做了。因为在国际地位上，北方政府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南方只不过拉了一拨国会议员在这儿，是一个割据式的政权。

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发生理念上的冲突以后，革命史叙事就讲陈炯明背叛革命，这句话其实过了。陈炯明的后人给他翻案，也从这儿做起的。如果去读章太炎那篇文章就能感觉到，陈炯明、孙中山、蒋介石这里边的一系列关系，错综复杂。

宋教仁或死于国民党内斗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宋教仁坚持要搞内阁制，孙中山坚持要搞总统制。张耀杰认为，在宋教仁遇刺之前，他们两个人几乎就已经闹到快决裂了。那么你认为，他们两个人的真实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

马勇：张耀杰的感觉是对的。在这之前，孙和宋的关系，宋和袁的关系，过去的描述是有问题的。

清廷开始改革，这对海外没有血案、没有刑事责任的政治流亡者，还是有号召力的。1907年，宋教仁到东三省去考察日本飞地，考察完了之后查了很多资料，用“宋练”的笔名撰写了《间岛问题》。如果说他还是个革命者的话，他会把这篇东西直接在日本揭露出来，或者交给日本外务省，但是他通过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通过中国驻日公使馆把报告传递给袁世凯。

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宋教仁是准备回到体制里边来。这个时候，袁世凯通过郑孝胥这拨人给宋教仁传递了消息，让他回来做司局长，他们在1907、1908年之后就建立了关系。但是，革命者对这种所有要回归体制的同党，都格杀勿论。到1911年的时候，宋教仁来往国内次数比较多。到赵凤昌那儿去，也到湖北去。等到湖北武昌起义之后，宋教仁马上就被请去制定《鄂州立法》，实际上，他在和清朝主流出来的黎元洪合作。需要说明的是，黎元洪这个政府，不能讲是革命政府，因为黎元洪是严复的学生，他是体制内训练出来的，他没有革命的意识。宋教仁，包括黄兴跟黎元洪的合作，都已经没有革命的意味了。

如果宋教仁不死，我相信他肯定能当总理，袁世凯一定会让他当，因为毕竟是人才。孙宋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表象。革命成功了，民国建立了，孙中山已经从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上下来了，他当然应该做一个政党的领袖。但是他莫名其妙就说我不做了。宋教仁就做了理事长，两人的矛盾在这时就开始有了。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有权力欲，而宋教仁也有很强的权力欲，但是他要搞宪政，两人难免有矛盾。

马勇：1912年的时候，中国走向了正轨，革命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宋教仁要搞的确实是一个常态国家的议会政治，他把各个小党合并，成立一个大的国民党。如果孙中山参与竞争，宋教仁可能会推孙中山。但是孙中山那时候没有宪政的理念，只有革命的情怀。宋教仁合并小党，是要介入到议会政治当中去。他的示范也带动了袁世凯，带动了梁启超。梁启超、袁世凯、章太炎、黎元洪、张謇都在合并小党，到时候争取选票。在这个过程当中，宋教仁等于把孙中山的基本盘给完全搬走了，他把孙中山的权力基础全部转到了一个新国民党的手中，而这个新国民党完全是在自己手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孙中山的资格比他老。在这种格局下，孙中山几乎就成为一个孤家寡人了。

黄兴悼念宋教仁的挽联写得太直白了：“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如果他们要把宋教仁干掉的话，实际上不是要去与北方闹，而是要夺回国民党权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暗杀宋教仁是国民党的一次内斗可能更合理，因为宋教仁把孙中山都架空了，而且宋教仁当时势头那么好，他主导的国民党很可能成为议会大党，有组阁的机会。如果这时候宋教仁死了，新国民党推举孙中山，孙中山就借势就上位了。要按照这样去推的话，张耀杰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研究中总有混沌，谁也不能讲我讲的就是对的，只能大胆的猜测。至少这里有一个新的可能性。而且，尚小明教授的研究显示，宋教仁案和袁世凯、赵秉钧无关，他已经排除了这个因素。

孙中山的护法战争没多少正当性

凤凰评论《高见》：袁伟时先生认为，宋教仁被暗杀身亡之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护法战争都是错误的，你怎么看？

马勇：袁先生的看法没错，但是缺少一点理解，缺少一点同情。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想策动起义，要武力解决，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司法机构已经在独立地审那个案子。这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体制，经过晚清的司法改革，司法已经相当独立，总统没办法干预司法权。还有，当时的言论是自由的，南北之间的言论背后都有政党力量，有各种政治观点，没有谁能禁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点道理都没有，何况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袁世凯就对外国讲，道义在我这儿，孙黄只要敢捣乱，我就敢镇压。孙中山真的这样孤注一掷去做的时候，国内外的政治家都把孙中山贬得一钱不值。在这之后孙中山就流亡，一点机会都没有。

凤凰评论《高见》：不过后来流亡在外的孙中山又回来了。

马勇：他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出路了，但是，他的对手干坏了，袁世凯出了昏招，称帝越过了红线。袁世凯的不义遭到所有人谴责，孙中山本来是通缉犯，趁这个机会回来了，加入反袁阵营，但不是唐继尧、梁启超掌握的那个阵营。这时，孙中山的基本盘很小了，他没有实力。认同革命，认同他的政治观念的，都是下一代人，像冯玉祥这种没有力量的人了，有力量的人都不认同他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一个被他抓住辫子的事，就是黎元洪的继位。北方认为，不论是按照南京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1914年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黎元洪是副总统，是当然的继承人，继承名单里写的也是他。孙中山就质问北方，黎元洪继位是依据哪个约法，北方回答说用的是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孙中山不干了，说南京临时约法被袁贼给破坏了，我们现在要护法。孙中山找到一个道义上的口实。继任的黎元洪没有力量，另外就是段祺瑞自视太高，始终不把孙中山看在眼里。北方不把广东当回事的时候，孙中山用护法的理由发展起来了。

说到护法战争，孙中山确实没有多少正当性。你怎么能够说你的临时约法才是中华民国的象征呢？这里面牵扯一个法统问题。高全喜从宪法学的角度去研究清帝退位诏书，清帝退位诏书不管怎么改，最后公开的文本就是清帝授权袁世凯去组阁，那就意味着大清帝国是把外交、主权、领土、人民四个要素全部交给袁世凯的，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只是大牌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这个时候孙中山说他才是正统，要护法，但北方根本就不在这个法统里边。所以，孙中山后来就是用护法在改述历史，他改述了一个民国的法统。

章太炎是不承认这个法统的。章太炎进入国民政府时期时候，以中华民国的遗民自居。因为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民国就结束了，章太炎就觉得自己成为民国的遗民了。这意味着，孙中山和国民党重塑的革命法统，章太炎是肯定不承认的，他承认的是袁世凯这一系。袁世凯还没上台的时候，章太炎就和他热乎得很，尽管中间也有冲突，但是他仍然觉得，这才是他所向往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是章太炎提供的。孙中山所谓的护法，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和二次革命带有同等性质，所以袁世凯后来就批评孙中山、黄兴，除了捣乱不会建设。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只能放到大历史中才能讲清楚。

国际共产主义帮助孙中山东山再起

凤凰评论《高见》：从你刚才描述的孙中山的革命脉络来看，孙中山后来提出的联俄联共，实际上还是革命思维的延续：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支持他的强有力的力量。当时，俄国人他能提供大批的资金，还能提供布尔什维克那一套严密的政党组织方式和组织技术，以及社会动员的手段和经验。应该说，俄国人向中国输出革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是与孙中山革命的理念一拍即合。从这一点来说，两者的合作可谓各得其所。

马勇：1917年的时候，孙中山在西南被挤出来了，回到上海。蒋梦麟跟孙中山在美国就很熟悉，认同孙中山的价值观，跟着孙中山办报纸。1917年孙中山从广东被赶回来以后，就跟宋庆龄过小日子了，同时读点书营造思想，蒋梦麟从美国回来后，帮他做英文资料的处理，帮他出书。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政治上处于蜇伏状态，因为在实际的政治运作已经没有可能性，甚至连演讲活动都没有。连一战爆发，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么大的事件，孙中山都只是简单讲了一下。1919年杜威来到中国，胡适、蒋梦麟带着杜威去看他。这时候，孙中山就是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名士，被一批信仰者的供奉着。但是，在1918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过一战的摧残之后，都有一种悲伤。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就是1918年出版的。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开始讲起东方文化。

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悲观主义，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在这种状态下，共产国际向全球渗透，本身有一种内在的正义感，被中国当时那一代知识人接纳。共产国际大概在1920年派人来北京，在北大教授当中找了陶孟和、李大钊、陈独秀这一批人。他们一起到南方去和孙中山谈了，两方真的一拍即合，一下启发了孙中山另外一个思路，比会党还厉害的叫政党。1921年孙中山接受邀请，和共产国际合作，而且列宁对孙中山也很欣赏，孙中山也欣赏列宁。苏联和共产国际就派人来帮他，特别帮他办黄浦军校。

凤凰评论《高见》：这为孙中山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马勇：历史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格局，对资本主义悲观，当时这批知识分子就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包括周作人信仰新村运动。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社会财富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很大。孙中山1905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三民主义的提出，和他对国际社会的考察，表明他想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传入，让两方一拍即合。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义演讲有好几次，他说马克思看病，但是开的方不对，我开的方对。苏联这个路径对，但是苏联哪儿哪儿不好，我要节制资本，我要如何如何。

苏联给他启示，共产国际给他帮助，使他找到一个新的机会。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合作，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迅速反对这件事情，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尤其反对。孙中山死了之后，反赤化运动非常强烈，几乎所有有名的大学者几乎都卷到这个运动中去了，一些大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引进，对于中国就是一个灾难。这里边还引起了一个问题，即日本一直担心、提防着共产主义赤化亚洲，包括汪精卫后来反共救国都和这个有关。实际上，应该说是孙中山打开了一个魔盒。

孙中山把政党利益超越了国家

凤凰评论《高见》：有关孙中山两性关系的情况，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比如，他有侧室陈粹芬，还有人说他在日本有两个情人：大月薰，浅田春。另外，在和宋庆龄结婚之前，与宋霭龄也有过一段恋情，实际情形是否如此？

马勇：孙中山在日本有情人，这个事情八十年代就完全公开了，孙中山研究界是都很清楚的。宋霭龄在给孙中山做英文秘书的时期，和孙中山有一段恋情。我研究过那一波流亡者，他们有一个共性，原配都不愿意跟着流亡，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基本上都是这样，当时的清政府不会去骚扰家人。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找日本人借钱，答应“出让满蒙”给日本。有人认说，这只是他作为革命者的一个手段，有人认为，这就是卖国。这件事，你觉得应该怎么看？

马勇：其实孙中山类似的行为不只一次。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他回国，首先他就想折腾汉冶萍公司，把汉冶萍公司卖给日本，以此弄钱。结果没成，之后就跟日本借一千万，说用来组织军队打到北京去，他与日本人在南京正式谈判，说如果你们能够提供财政支持，就把东三省给你们多少年，这是事实。后来，他用德国的钱，导致中国在一战当中一再被动，也给了袁世凯一个称帝的理由。

一战爆发以后，中国的立场非常重要，中国如果和日本一样，对德国宣战，支持英国，可能战争很快就结束。当时，袁世凯讲最好参战，段祺瑞也一直主张参战，为什么参战不成？后来的德国档案揭示，德国的外交官带着大批现金到中国来收买政客。李吉奎先生有篇文章写到，德国人给了孙中山大笔的钱。在整个一战期间，只要孙中山有机会表达，他和广州的南方政府都是反对中国参战。这使中国在一战当中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又干扰了启蒙运动，干扰了现代化的正常进程。

凤凰评论《高见》：在和德国、日本的几次交涉中，孙中山的确实没有以国家利益为主，他考虑的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

马勇：对，不能把政党利益超越国家之上。所以，孙中山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应该是明明白白的，这没什么好辩护的。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谴责他，必须考虑到孙中山的知识缺陷和时代局限。